圣诞夜巡礼

归鸟

我在十余年前曾经在南堂参加过募道班，后因工作变动没有坚持下来，学习摄影以后过去几年断断续续在圣诞夜出门去拍教堂，有些积累也发出来凑凑热闹
这个帖子将一一介绍我这几年圣诞夜走过的北京六座天主教堂，因当时器材和环境限制，本组以建筑外观效果为主
这张照片拍摄与2007年平安夜，因为每年人太多当夜南堂要凭票进入，机位在选在南堂对面马路

南堂--宣武门教堂（圣母无原罪堂）
      南堂宣武门教堂座落于前门西大街141号，现在是北京教区主教座堂。在北京它是一座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天主堂。
　　宣武门天主堂共有三进院落，大门为中式建筑占据了教堂的第一进院落，其后的东跨院为教堂的主体建筑，西跨院为起居住房。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面向南方，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宏威的砖雕拱门并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整个建筑里面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建筑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整体气氛庄严肃穆。
　　明万历33年（1605年）利玛窦神父曾于该处建起第一座经堂，但规模很小，后由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神父，于1650年建造了北京城内的第一座大教堂。新建的大教堂“牖器饰，如其国制，内建亭池台榭，式仿西洋，极其工巧，堂前有大理古牌楼一座，署有上赐‘钦宗天道’四金字。”顺治皇帝对汤若望和宣武门天主堂非常关注，曾24次亲临南堂，并赐有御制“通微佳境”匾，由此可见南堂在当时的政治地位。汤若望建成的南堂设施齐全，除了一般的宗教建筑之外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等科学设施，为西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康熙四十二年，宣武门天主堂重修工程开始，十年之后一座欧洲风格的高大建筑落成，这是北京城内继蚕池口天主教堂之后第二座欧洲风格的建筑。
　　康熙五十九年，北京发生地震，南堂建筑在地震中遭到损毁，次年葡萄牙国王斐迪南三世出资重建宣武门天主堂，重建的南堂采用了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巴洛克式建筑风格，建筑平面取十字形，长八十尺，宽四十五尺，教堂屋顶做穹窿状。

　　建筑
　　宣武门天主堂共有三进院落，大门为中式建筑占据了教堂的第一进院落，其后的东跨院为教堂的主体建筑，西跨院为起居住房。教堂主体建筑为砖结构，面向南方，正面的建筑立面为典型的巴洛克风格，三个宏威的砖雕拱门并列，将整个建筑立面装点得豪华而庄严，整个建筑里面磨砖对缝，精美的砖雕随处可见。教堂建筑的室内空间运用了穹顶设计，两侧配以五彩的玫瑰花窗，整体气氛庄严肃穆。1996年宣武门天主教堂列名中国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在南堂的东面以前还修建有南堂小学和声母会法文学校,现在南堂小学已无,声母会法文学校为北京外事职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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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巴洛克风格的正面山墙尖顶

何谓巴洛克
    巴洛克艺术是指16世纪后期开始在欧洲流行的一种艺术风格，不仅在绘画方面，巴洛克艺术代表整个艺术领域，包括音乐、建筑、装饰艺术等。
    巴洛克”（—Baroque）此字源于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的“变形的珍珠”(—barroco)。作为形容词，此字有“俗丽凌乱”之意。欧洲人最初用这个词指“缺乏古典主义均衡特性的作品”，它原是18世纪崇尚古典艺术的人们，对17世纪不同于文艺复兴风格的一个带贬抑的称呼，现今这个词已失去了原有的贬抑，仅指17世纪风行于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
    虽然“巴洛克”直指缺乏古典均衡性的艺术作品，但其实巴洛克艺术家，与文艺复兴的前辈相同，都很重视设计和效果的整体统一性，巴洛克风格以强调“运动”与“转变”为特点，尤其是身体和情绪方面的，同时，巴洛克也是对矫饰主义的一种反动。
    在欧洲文化史中，“巴洛克”惯指的时间是17世纪以及18世纪上半叶(约1600年 -1750年），但年份并不代表绝对的艺术风格，特别是建筑与音乐。这一时期，上接文艺复兴(1452年 -1600年)，下接古典时期、浪漫时期。
    欧洲文化“除旧布新”，在各方面都有重大的改变与成就。资产阶级兴起，君主政治渐独立于宗教之外（但民主思想萌芽）。科学在伽利略、牛顿等人的开创下展开。艺术上趋势是“世俗化”，精力充沛，勇于创新，甚至好大喜功。文艺上的名家如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绘画上有鲁本斯，伦勃朗等，影响都极深远。也在这时期，欧洲向外扩张殖民，渐渐占据了世界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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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教堂与未来的新楼房

巴洛克建筑
    是17～18世纪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建筑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建筑和装饰风格。其特点是外形自由，追求动态，喜好富丽的装饰和雕刻、强烈的色彩，常用穿插的曲面和椭圆形空间。
    巴洛克一词的原意是奇异古怪，古典主义者用它来称呼这种被认为是离经叛道的建筑风格。这种风格在反对僵化的古典形式，追求自由奔放的格调和表达世俗情趣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对城市广场、园林艺术以至文学艺术部门都发生影响，一度在欧洲广泛流行。
    意大利文艺复兴晚期著名建筑师和建筑理论家维尼奥拉设计的罗马耶稣会教堂是由手法主义向巴洛克风格过渡的代表作，也有人称之为第一座巴洛克建筑。
    手法主义是16世纪晚期欧洲的一种艺术风格。其主要特点是追求怪异和不寻常的效果，如以变形和不协调的方式表现空间，以夸张的细长比例表现人物等。建筑史中则用以指1530～1600年间意大利某些建筑师的作品中体现前期巴洛克风格的倾向。
    罗马耶稣会教堂平面为长方形，端部突出一个圣龛，由哥特式教堂惯用的拉丁十字形演变而来，中厅宽阔，拱顶满布雕像和装饰。两侧用两排小祈祷室代替原来的侧廊。十字正中升起一座穹窿顶。教堂的圣坛装饰富丽而自由，上面的山花突破了古典法式，作圣像和装饰光芒。教堂立面借鉴早期文艺复兴建筑大师阿尔伯蒂设计的佛罗伦萨圣玛丽亚小教堂的处理手法。正门上面分层檐部和山花做成重叠的弧形和三角形，大门两侧采用了倚柱和扁壁柱。立面上部两侧作了两对大涡卷。这些处理手法别开生面，后来被广泛仿效。
    巴洛克风格打破了对古罗马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的盲目崇拜，也冲破了文艺复兴晚期古典主义者制定的种种清规戒律，反映了向往自由的世俗思想。另一方面，巴洛克风格的教堂富丽堂皇，而且能造成相当强烈的神秘气氛，也符合天主教会炫耀财富和追求神秘感的要求。因此，巴洛克建筑从罗马发端后，不久即传遍欧洲，以至远达美洲。有些巴洛克建筑过分追求华贵气魄，甚至到了繁琐堆砌的地步。
    从17世纪30年代起，意大利教会财富日益增加，各个教区先后建造自己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由于规模小，不宜采用拉丁十字形平面，因此多改为圆形、椭圆形、梅花形、圆瓣十字形等单一空间的殿堂，在造型上大量使用曲面。
    典型实例有罗马的圣卡罗教堂，是波洛米尼设计的。它的殿堂平面近似橄榄形，周围有一些不规则的小祈祷室；此外还有生活庭院。殿堂平面与天花装饰强调曲线动态，立面山花断开，檐部水平弯曲，墙面凹凸度很大，装饰丰富，有强烈的光影效果。尽管设计手法纯熟，也难免有矫揉造作9之感。17世纪中叶以后，巴洛克式教堂在意大利风靡一时，其中不乏新颖独创的作品，但也有手法拙劣、堆砌过分的建筑。
    教皇当局为了向朝圣者炫耀教皇国的富有，在罗马城修筑宽阔的大道和宏伟的广场，这为巴洛克自由奔放的风格开辟了新的途径。
       17世纪罗马建筑师丰塔纳建造的罗马波罗广场，是三条放射形干道的汇合点，中央有一座方尖碑，周围设有雕像，布置绿化带。在放射形干道之间建有两座对称的样式相同的教堂。这个广场开阔奔放，欧洲许多国家争相仿效。法国在凡尔赛宫前，俄国在彼得堡海军部大厦前都建造了放射形广场。杰出的巴洛克建筑大师和雕刻大师伯尼尼设计的罗马圣彼得大教堂前广场，周围用罗马塔斯干柱廊环绕，整个布局豪放，富有动态，光影效果强烈。
    巴洛克建筑风格也在中欧一些国家流行，尤其是德国和奥地利。17世纪下半叶，德国不少建筑师留学意大利归来后，把意大利巴洛克建筑风格同德国的民族建筑风格结合起来。到18世纪上半叶，德国巴洛克建筑艺术成为欧洲建筑史上一朵奇花。
    德国巴洛克风格教堂建筑外观简洁雅致，造型柔和装饰不多，外墙干坦，同自然环境相协调。教堂内部装饰则十分华丽，造成内外的强烈对比。著名实例是班贝格郊区的十四圣徒朝圣教堂、罗赫尔的修道院教堂。
    十四圣徒朝圣教堂平面布置非常新奇，正厅和圣龛做成三个连续的椭圆形，拱形天花也与此呼应，教堂内部上下布满用灰泥塑成的各种植物形状装饰图案，金碧辉煌。教堂外观比较平淡，正面有一对塔楼，装饰有柔和的曲线，富有亲切感。
    罗赫尔修道院教堂也是外观简洁，内部装修精致，尤其是圣龛上部天花，布满用白大理石雕刻的飞翔天使，圣龛正中是由圣母和两个天使组成的群雕；圣龛下面是一组表情各异的圣徒雕像。
    奥地利的巴洛克建筑风格主要是从德国传入的。18世纪上半叶，奥地利许多著名建筑都是德国建筑师设计的。如维也纳的舒伯鲁恩宫，外表是严肃的古典主义建筑形式，内部大厅则具有意大利巴洛克风格，大厅所有的柱子都雕刻成人像，柱顶和拱顶满布浮雕装饰，是巴洛克风格和古典主义风格相结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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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之后圣诞弥撒结束，随着拥挤人流的散去教堂门口也不再管制，我穿过马路来到近前
南堂的正门只在每年的几个重要宗教节日开放
平时所有人都走西侧的跨院门

归鸟

圣诞节的凌晨，终于得以进入南堂的院落
迎面是被奉为外国传教士主保圣方济各·沙勿略塑像

圣方济各·沙勿略

　　St. Francois Xavier（1506—1552）

　　方济各·沙勿略是最早来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士。沙勿略1506年4月7日出生在西班牙纳瓦拉省的哈维尔城堡。他的父亲胡安·德哈索是国王的私人顾问；母亲玛丽亚·阿斯皮奎塔·哈维尔出身名门，并且是她父母双方惟一的继承人。沙勿略是家庭中最小的男孩。按照当地的习惯，一个新生儿既可以承继父姓也可择取母亲的姓。沙勿略则依从了母亲的姓氏。
　　沙勿略自幼生活在城堡中，尽管他经常接触到那些尚武的骑士们，但他的秉性却使他绕开了通向军界的道路，18岁进入巴黎的圣巴尔贝学院，接受一种全面的教育。由于他的学业优异，沙勿略22岁时已被任命为博韦学院亚里斯多德哲学讲师并被视为一名学者。
　　由于耶稣会把耶露撒冷当作自己的圣地，于是沙勿略于1536年离开巴黎前往威尼斯与先期已抵达此地的罗耀拉汇合，以便前往耶露撒冷朝圣。但由于欧洲国家与奥斯曼帝国的战争使他们无法前往东方，于是1537年沙勿略又紧随罗耀拉的足迹来到罗马。
　　1540年，沙勿略成为耶稣会的首批传教士，奉教廷之命前往东方的印度、日本等地传教。历经8个月的艰难航行，1541年12月沙勿略抵达果阿。在他写给罗耀拉会长的信中，说果阿已经俨然是一座基督教化的城市，那里有一所培养当地土著传教士的学院。
　　沙勿略在科莫林角进行几个月的布道工作之后，他冷静地认识到，在印度要取得传教事业的成功，那将是任重而道远的。所以他要求罗马教廷要派一些具有善意和良好品德的传教士到印度来。
　　为了广泛了解东方传教事业的普遍进展情况，1545年底沙勿略来到马六甲一带。4个月后，他又到了安汶岛。在熟悉东南亚海域诸岛后，他开始将目光转向东亚。
　　1549年8月15日沙勿略带着其他两名修士、两名仆人和业已信奉基督教的安禄日踏上日本国土。在和日本人的接触中，他认为日本正是他寻求的实现基督教千年王国的理想之地，而且日本人是被发现土地上最为超群者。他们管教有方，品德优秀。沙勿略还在安禄日的帮助下用日语写了一份简略的祈祷书。只有掌握当地的语言，才能取得传教事业的进展。此点成为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重要基点之一。
　　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沙勿略还发现影响传播基督福音的最大障碍是相当部分日本人信仰佛教。如果不能从教义上批驳佛教的主张，那么就不可能争取到日本人对基督教的尊重和皈依，也不可能赢得社会威信。
　　沙勿略已经认识到不批驳佛教学说就无法树立基督教的声望，要树立基督教的声望则要求派到东方的传教士不仅应当有一般的学问，而且应当懂科学。事实上，用西方的知识和科学来为传播基督教开辟道路已构成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又一块基石。
　　日本是有着自己固有文化的国家。要想在日本取得传播基督教教义的成功，沙勿略特别总结到，传教士们应对当地的文化要有所适应。而这一点正是沙勿略东方传教策略的核心思想。
　　罗耀拉委派沙勿略作为“教皇特使”前往东方传教，其目的之一，也就是希望沙勿略通过在东方的宣教活动能使“适应”策略系统化并突出其可实施性。而沙勿略的历史功绩也就在于为“适应”策略确立了一系列如前所述的原则。沙勿略为“适应”策略所确立的那些原则是否能适用于东方国家尚待在实践中来检验。
　　1551年11月20日，沙勿略重返印度。这期间他又开始思索一个新问题，即中国的基督教化问题。在日本，沙勿略开始认识到日本的文化深受中国的影响。而中国则是一个物产丰富，文明昌盛的国度。因此沙勿略萌生了到中国传播福音的想法。
　　当时，外国传教士要进入中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除了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外，中国禁止一切外国人进入。沙勿略在印度组织一个赴中国使团——只要能获准进入中国，参见皇帝，就可以在中国传教了。在商人朋友的帮助下，他很快组织了一个赴中国的使团。1552年4月，他离开印度果阿。但事情远没有预期的那么顺利，抵达马六甲时，使团被扣留下来，沙勿略的计划失败了。
　　失败反而更坚定了沙勿略进入中国的决心，他把距离中国海岸很近的上川岛作为基地，开始探索新的入境方法。1552年8月沙勿略乘“圣十字”号抵达距广州30海里的我国上川岛。当时该岛为葡萄牙商人与我沿海居民进行走私贸易的据点。沙勿略抵达上川岛后已开始认识到明朝政府对外国人入境实行严格的控制，到中国传教形势十分严峻。但这并没有动摇沙勿略到中国内陆传播福音的决心。他一方面精心安排秘密潜入中国内地的计划，同时考虑好了一旦他拟议中的计划不能实行时的应急措施，即于次年当暹罗向中国派出进贡使团时，他想谋求一个席位与该国使团一起进京。
　　1552年12月，沙勿略不幸染上疟疾，由于缺乏医药，不久便去世了，年仅46岁。他后来被安葬在印度，1662年被教会列为圣徒，他的墓地也成为朝拜的圣地。在他十多年的福传生涯里，劝导了三万多人领洗入教，福传旅程超过数千里，涉足大半东亚地区。
　　沙勿略没能实现他自己的理想。但他提出的意图使整个古老的中华帝国基督教化的设想却成为西方传教士一代又一代为之奋斗的重要目标。尤其是他在日本传教过程中总结出来的策略思想更被他的继承人奉为典范。
　　沙勿略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他的努力激励着他的同道，直至撞开中国的大门。在葡萄牙人抢占澳门之后，耶稣会士开始以此为据点，设法向中国内地渗透。
　　圣方济·沙勿略（或译作萨威）和圣依纳爵·罗耀拉一样，是耶稣会创会的六位伙伴之一，而沙勿略是其中最执着、勇敢的一位。因此曾有人这样形容：如果耶稣会会祖依纳爵是「不倦的旅人」，那么沙勿略就是「无畏的航海者」。
　　1530年代，同是西班牙巴斯克（Basque）人的沙勿略和依纳爵，在巴黎大学相识。耶稣的召唤透过依纳爵的循循善诱打动了沙勿略。
　　1541年，沙勿略接受教宗的任命，以罗马教廷大使的身份来到亚洲。这是一趟危险的旅程：他首先到了葡萄牙的属地，这是他伟大的传教路线之一的首站，并乘船经非洲到印度、马六甲、印度尼西亚诸岛、日本，展开福传工作，历经十一年，这也是他永远不能返家的传教路线。在他写信给依纳爵的一封话别的信里，他这样说：「我这一生能留下些什么，其实我已很清楚，我们唯有透过书信才能相聚──不过相信在另一个国度里，我们能面对面互相拥抱。」
　　圣方济经过十五个月的航行后终于抵达葡国属地，在那里葡萄牙人已为基督宗教打下基础，不过教堂的状况却很糟糕。圣方济努力学习当地的语言，并视当地的港口作为通往印度南岸的基地。其实当时因着他的宣讲而皈依的人数不少，几乎全部都是穷人，少数民族和低下阶级的人。但另一方面，他也常常因为欧洲的殖民主义者的不道德、贪婪和暴力而沮丧，这些人破坏了基督宗教的诚信。
　　1546年圣方济想开拓南亚的诸岛，不过就在这个时候他逐渐收到一些有关日本这个国家的报告。虽然它仍不为西方世界所认识却拥有高度的文明，这使得圣方济决定以日本作为下一个传教的地点。经过很多的历险，他终于在1549年8月15号抵达日本，圣方济很幸运的遇到一个好时机。此时的日本政局十分不稳定，足足有250个诸侯王在控制这个国家，而却没有一个获得最大的权力，这样的局面使得日本对外国人的到访敞开大门。
　　圣方济很快地体验到日本文化的素养，但明白到要向这样一群人宣讲需要特别的方法，他在写给依纳爵的信中这样说：「我觉得我们不太可能找到另一个民族像日本人一样，他们有很好的风度……，他们是荣耀之士，让人惊讶，他们甚至把荣耀看得比世界上任何事物都要重要……，他们喜欢听取由理性提出的事物；即使他们有罪过和邪恶，只要有人能理性地跟他们指出所做之事是邪恶的，他们就会经过理性的思考后慢慢被说服。」
　　日本文化的经验改变了圣方济传教方法。这以前他一直视自己是一位在荒芜土地上的开垦者，现在他深深地感觉到自己有需要了解当地的文化；去发现其潜在的力量和美德，好能找出方法把这些特质与福音讯息相连。
　　圣方济在日本逗留了27个月，并建立了好些皈依的信仰团体，但这只是一个开始。他的工作为其后陆续前来的耶稣会士提供了一个基础－他们当中不少在后来的迫害中丧失了生命。而在日本的时间，他同时注意到另一个伟大却不为人知的国境：中国。
　　在那个时候中国是不对外国开放的国家；虽然如此，圣方济相信这会士他所有传教努力里的最大奖项，然而这个奖项也的确难倒了他。
　　1552年，他经过千辛万苦找到了船到中国，却病入膏肓，最后他在靠近中国沿岸一个人迹稀少的上川岛登陆。很遗憾地他的身体每下愈况，终于在12月3日逝世，享年46岁。在福传过程中他了解到；为了帮助不同国族的人接受福音，除了要学习当地语言之外，也需要对这些地方的文化和民族性有所认识。在那些他无法用言语沟通的地方，他就以实际的行动去关怀穷人，照顾他们的需要。沙勿略为福传历尽辛苦，海上的风暴、南国的酷热、北地的冰雪，甚至前往居住着剽悍原住民的小岛亲身涉险，这一切都没有令他退缩。他说「我相信对于那些视我们主基督的的十字架为甘饴的人，这样的劳苦是一种歇息，而结束这些劳苦或逃避它们却是死亡。」沙勿略当年播下的种子，借着天主的恩宠和多位后继者的努力，如今已经长成林荫。圣方济萨威于1622年被封圣，而1927年，他与圣女小德兰一起被列为外国传教士的主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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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院内仰头看
正面精致砖雕，彩色玻璃镶嵌门窗栩栩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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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堂西侧跨院有一处假山、水池。假山里立着一座纯白的圣母玛利亚雕像。北京很多教堂院子内都建有圣母山或圣母亭。（北京四大堂中北堂和南堂是圣母山，东堂是圣母亭，西堂是圣母台）圣母山是天主教信徒参拜的重要场所。圣母玛利亚雕像下石头上写有“万福”字样。很有些中西和壁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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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跨院门是南堂平时用于进出的门，南堂的大门不像其它教堂那样用西洋门，而是用了中式三开间大门，中式大门加西洋式教堂也是南堂的一个特点！
进西跨院门迎面就是利玛窦神父的塑像，穿戴为明朝朝服。南堂是明万历年间（1573—1619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创建的，当时乃一间小堂、称“宣武门天主堂”，又称“圣母无染原罪堂”，建造在首善书院内，它是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天主堂。明末清初，北京东堂，北堂相继落成，才改称南堂。清顺治七年（1650年），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在旧址上重建。除了新建大堂外，据说还有天文台，藏书楼，仪器室和传教人员的住宅等，规模很大。因此南堂实际上是和汤若望的名字连在一起的。汤若望1622年被耶稣会委派到中国，在北京学习汉语，后被派往西安等地传教。1630年，经徐光启推荐参加《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并受命管理历局，修造天文仪器。以后，又奉旨为明朝政府设厂铸造大炮，很受崇祯皇帝的信任。清兵入关后，他又受命掌钦天监印信。1646年，将徐光启主编的《崇祯历书》进行修改进呈，清政府将之命名为《时宪历》。1650年，清政府为表彰他修历有功，赐黄金一千两，并赐地在宣武门内原天主堂一侧建造大堂。这就是当年汤若望重建南堂的由来。两年后，南堂竣工，汤若望便立石碑记述了受赐建造这座天主教堂的经过。
利玛窦神父身后的月亮门内跨院又称神父房，是神职人员起居以及教会办公所在，我当年就是在这里的教室参加的幕道班

利玛窦和汤若望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出名的西方传教士，也都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过重要影响，关于他的生平网上很易查阅，大家可以自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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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片拍摄于12月25日当夜，也就是圣诞夜
为了补偿一下平安夜拍摄的不足，又出门转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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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在2005年平安夜拍摄的教堂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