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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projl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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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2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 光武中兴


光武帝刘秀,是中国历史上典型的成功人物。但是要说他“内圣外王”,则甚为牵
强。况且我们今日评议他,也不是以评议人物为目的,而是因为原始材料缺乏叙述社会
剖面的文章,我们只能从上层人物之作为,顺带看出当日社会中层与下层的一般概况。

刘秀的六世祖为长沙定王,是西汉景帝的14个儿子封王者之一。以后他的祖先历经
侯,太守,都尉,县令,叠次由贵族下降,经过上层中层官僚的身分而至一般平民。王
莽时代,刘秀曾在长安上学,因为资用不给,他和同学集钱买驴,而由从仆牵着替人载
物取值。他也曾出过面经理他叔父的诉讼,也曾在灾荒的年代出卖谷物,所以为人精于
计算,在社会上讲则属于中下级的绅商。

以后和他起事之任将帅者,大概与他背景相似,也代表着一个富于流动性的社会阶
层。吴汉则曾为马贩,邓晨为官绅子,“大树将军”冯异为五县郡椽(等于近代道台的
科长或书),王霸为狱吏,李通为富商,只有王常从绿林出身,才真是亡命之徒。这些
条件也使我们想象王莽末年,“寇盗蜂起”由于民变波及到中层社会,才引起全国反
叛,到这时候刘秀与他的哥哥刘演才纠集“宾客”,举大事。大概王莽以居摄身分,做
过多年“假皇帝”,也做过十多年“真皇室”,所以揭竿而起的仍是造反,而不一定即
被认为“起义”。刘演发难,各家子弟都还避匿,后来听说刘秀也已参加,才说:“谨
厚者亦复为之”,于是打破了造反与起义间的隔膜。但是也还赖刘演之说服王常,拉拢
来属于绿林的“下江诸将”,刘家的“汉军”,才掌握了最初基本的军事实力。而且这
些人物也多是年轻人。光武起事时28岁;在最初不愿参加,直到光武安集河北时,方
始参与的邓禹,24岁;另一个在北方投效的将领耿龠,才21岁。

刘家兄弟虽在这次运动里起了领导作用,代表刘汉光复的却不只他们二人。族兄刘玄
更拥有绿林所属“新市兵”的拥戴,于公元23年被立为皇帝,是为“更始帝”。他因
为嫉妒刘演的声望,因故将他处死。刘秀不但不为兄报仇,也不哭泣服丧,反亲见刘
玄,表示并无芥蒂。他可能在这时候,就已策定了今后的长久计划。在当日全国独立称
王的有十多个集团。王莽拥有从洛阳到长安的地盘。更始帝及所属绿林,由今日之湖北
西北透过河南西南向这地区前进。山东之赤眉,也自青州,徐州向西觊觎同一地区,他
们迟早必杀得你死我活。并且这整个大区域,汉人称为“关东”,是连年遭受天灾损失
最重的地方。所收拾的流寇也不见得可以整顿得好。所以他在王莽授首的一个月内,获
得更始帝的任命以破虏将军的名义和刘家宗室的身分到北方绥靖各处,这才给他造成一
个独立自主,不在羽翼未全的时候给人打垮的机会。他北行之前,以寇恂为河内太守,
防制其他部队渡河追其后尾。兹后寇询“伐淇园之竹,为矢百余万”。刘秀北行抵邯
郸,此地即有王郎称帝,他也自顾力尚未丰,只采取迂回战略,径向极北定县蓟州各
处,一路以劝服征伐等方式,集合几万人的兵力,于次年春夏之交,才回头拔邯郸诛王
郎。这是用南北轴心作军事行动的方针,以边区的新兴力量问鼎中原,超过其他军事集
团的战略。

公元25年王莽前所立的孺子婴又被人拥立为帝。此人也确实较其他任何人更有名分
能继承汉朝社稷,所以更始帝刘玄也要去讨伐他,使他身首异处。刘秀则仅须在侧观
望。到这年6月,他才在“诸将固请”又有“赤符天命”的情形下即皇帝位。尔后几个
月内赤眉入长安,刘玄降赤眉,又被赤眉所杀。光武则先收复洛阳,次收复长安,皆可
算水到渠成。自此他在洛阳长安间的根据地就再未受任何严重的威胁。虽说各方的征伐
仍旷日持久,一直到公元36年最后一个对头公孙述战死于成都,光武帝刘秀才算削平
群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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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2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章光武中兴

刘秀要统率驾驭很多不容易领导的人物,而都能够补短截长,互相牵制,除了他的宗
室身分,谨厚的声名和天命的心理准备之外,他具有领导能力的天才不能否定。同时他
对大小事宜,都亲身督察经营,毫不松懈。他经常在局势艰危的时候,冒生命危险亲临
前线。有人说他平生“见小敌怯,见大敌勇”。我们也可以想象大敌已居他预料之中,
若不规避,一定是准备好一决雌雄,所以能临危不惧。反而是小敌会出其不意的出现,
需要警惕,否则处置不当,可以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此看来,光武帝刘秀不仅有军事头
脑,而且有作大将的才干。

《后汉书》耿龠传说耿为将,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公孙述传说成都已降,吴
汉仍族灭公孙氏家属,并纵兵大掠三日。〈光武帝纪〉也说建武十二年冬十一月辛巳
“吴汉都成都”。可见得当日作战时的残酷,而中兴仁义之师尚如是,其他“贼匪叛
逆”可想而知。公元30年(建武六年),光武也曾下诏称:“今百姓遭难,户口耗
少,而县官吏职,所置尚繁。”于是大批裁员,“并省四百余县,吏职减损,十置其
一。”可见得自公元17年绿林起兵以来,中原鼎沸,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
人口减少,无可置疑(只恐怕不会由近6000万突降至2100万)。同时各起兵的
都有“宾客家室”参加,有时这些附属人员也参入野战军之内。而一座大城市的被围,
经常逾月。各军的辎重车辆,动辄几千。这些史料,也使我们联想到军事组织之中必用
社会中层人物为这设计并筹办联络后勤等事项。在“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条件下,巨
家大姓的受战事淘汰,又可能较一般住户程度更深。

公元28年东汉的官方纪录中有下面一段的记载:
王莽末天下大乱,临淮大尹河南侯霸,独能保全其郡。帝征霸寿春,拜尚书令。时朝廷
无典故,又少旧臣,霸明习故事,收录遗文条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

而且公孙述败后,才由成都传送郊庙乐器,葆车,舆车辇于洛阳。与之相连的文字
称:“时兵革既息,天下少事,文书周役,务存简寡,乃至十存一焉。”

综合上面各项资料,可见得刘秀并没有解决当日的问题,而是社会问题经过大量流血
之后,相次缓和,不仅人口剧降,中层阶级也受打击,文官集团,有待重建,各种作朝
廷装潢的文物,尚不齐备。所以他一面“与民更始”,将田赋恢复到文刘时三十分之
一,一方面严刑峻法的稽考文册。公元40年“河南尹张汲及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
实,皆下狱死”。这种外柔内刚的办法,再加以符谶的意识形态,就使他完成了中兴大
业。

当日君权世袭,中央集权又无法放弃,我们企盼刘秀改弦更张,可能有些过分。但是
我们读到酷吏列传中的各阳令董宣(各即是洛,因东汉自称以火德兴,避水加佳作各)
拼得自己的性命才能将公主家的杀人犯置之于法。当日又称“货轻钱薄”,则是民间需
要有力量的货币制度,使物资流通。凡此多端光武帝刘秀连问题都没有考虑得到,也可
以说他虽是超级政客,军事天才,仍不是大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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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3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 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东汉的13个皇帝,只有光武刘秀和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其他要不是弱冠登基,
就是在襁褓孩提中拉来算数。而且除了最后一个禅位于曹丕的献帝享年54岁之外,其
他没有一个活到40岁。桓帝去世时年36,灵帝34,也算得长寿。殇帝,少帝,冲
帝,质帝都没有机会庆祝他们的10岁生辰。因此洛阳的政局,总是受宦官,女后和外
戚的操纵。

公元159年桓帝图大将军梁冀。他与宦官商量,派近卫军一千多人突然包围梁的府
第,“收大将军印绶”,迫得梁冀夫妇自杀。自此外戚的声势稍弛,宦官的气焰又张。

然而梁冀是创国功臣梁统之后,他家里已有三皇后,六贵人,七侯和二大将军,好几
个立幼帝的摆布,都是他的安排。桓帝也是他立的,桓帝的第一个皇后,就是梁冀之
妹。此人之为“跋扈将军”,威震中外已20年。只是这时梁后也已去世,桓帝刘志,
做了12年的傀儡皇帝,终究不甘心,才发动这次政变。只是他想独立自主这一希望,
却始终没有实现。在他做皇帝期间,又来了一个“党锢之祸”。很多人以为东汉覆亡之
机,出于“桓灵之间”,诸葛亮就将这关系,写在他的〈前出师表〉里面。

今日我们想确定汉代覆亡的原因,不是从原始资料的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的。《后
汉书》荟录了很多当时文件,内中有无数坏人压抑好人,和好人反抗坏人的说法。我们
也可以发问:既有坏人为朝中的独裁者,如何又有这么多的好人做大官?并且朝中长期
间的斗争不出道德的力量与恶势力的抗衡,为什么汉亡之后,这种对峙的局势不能继
续,而引起了一个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局面?

《后汉书》里的梁冀传说此人骄侈淫逸,无所不为,但是文内除提出他因立嗣与政敌
李固意见分歧之外,竟滑说到他政策之好坏。可是传里又提出了梁的妻子孙寿,据称她
也有淫行。其原文为“寿色美而善为妖态,作悉眉,唬妆,堕马发,折腰步,龋齿笑,
以为媚惑”。

这几句话无法直接译为今日的文字。与之针锋相对,我们只好仿效古典小说的口气如
此说:“那娘子倒也生得标致,她有时悉眉深锁,有时又笑脸频开,脸上薄施脂粉,两
眼水汪汪的望人。她回眸一笑时,个中消息直到皓齿的骨根深处。好一头乌丝,挽成一
个大包,轻松的斜挂发边,走起路来,又是足不胜体。总而言之,有了千般百样妖娆轻
荡的模样。”

原文利用作赋的秘诀,采取了几个新创而语意双关的字眼,用最经济的手法去描叙复
杂的情事,却又将重复的部门,平行列入,越是意态游离,越符合作者的需要。然则孙
寿妖冶与否,和梁冀的跋扈毫不相干,和我们今日想探询东汉政局主旨之所在,相去更
远。我们想追究汉朝覆亡的原因,则还要参考以下的背景:
东汉之提倡学术,很有成效。洛阳的太学,有240房,1850室。至桓帝时太学生
称30000人。而私人传授学业的,动辄聚集门徒数百或逾千。可是讲授的题材极为
窄狭,通常既不出人文,而尤专重传统政治思想。在“学而优则仕”的条件下,这些学
人除了当官之外,缺少发展抱负的门径。有时读书也确是升官发财的梯阶,做得好的数
代公卿,创立门弟。只是这种机缘难得,有的则跌跺仕途,有的为人“宾客”,还有很
多自负清高,在读圣贤书之余,养成一种仗义轻生的风气,不仅自己被窄狭的伦理观念
所支配,还要强迫他人一体以个人道德代替社会秩序,这许多条件都构成党祸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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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4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而民法之不能展开,也是汉代一个深重的弱点。汉法承秦法之后,条文复杂,内容简
陋。尤其对于农村社会中层所集累的资本,始终无适当的处置,又怕小自耕农失田而为
游民,因之视“兼并”为畏途。《后汉书》的百官志提及刺史,后版有引证蔡质〈汉
仪〉一段作注释,内中提到西汉武帝遣派刺史的诏书,内中首要的任力即是纠察各处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而东汉的“司隶校尉”有同监察院
长,也是京城附近地区的刺史,更是带有荣誉性质的官位。很显然的虽前后300年,
在汉末之被任为司隶校尉的,仍有人认为在奉前诏行事。可是以武帝战时动员的方案,
意义模棱,加于经济相当发达的承平社会,则必引起纠葛。

当桓帝置梁冀于死地之日,东汉还有61年的寿命。可是染冀没有被攻击颁行不当的
法则,则因为当日洛阳朝廷已谈不上创造制度或推行政策。纵使边防发生问题,或有天
灾民变,也只能临时对付,有如头痛医头,足痛医足。朝廷之经常业务,无非礼仪及
人事,而人事也不过任免赏罚。梁冀的对头李固,也是世家出身,官至太尉(军政部
长),他曾建议“权去外戚,政归国家”。梁冀的党羽也相对的指摘他门下“或富室财
赂,或子婿婚属,在官牒者凡四十九人”。可见两方已有党争的趋势,而重点在个人恩
怨利害。

汉朝之没有立时垮台者,乃是朝廷之下,很多地方官,还在竭忠办事。《后汉书》的
循吏列传举出循吏14人,或以兴革农田或以提倡教化获得称誉,有好几个一直做到汉
亡。和他们相似而没有在青史留名的必多。即是酷吏列传的酷吏,以“猛”为“能”,
虽说个人的良心和德行有亏,在他们讲仍是替公众服务。只是他们各行其是,这些资料
也显示统一的政府,不能以妥当的法制控制全国的危机。

公元165年李膺的第二次被任为司隶校尉,使很多潜在的冲突尖锐化。其背景则是
很多人在乡间放债买田,通常以宾客行之。地方官若加干涉,则发觉这些人的后台老板
都是朝中显要。而最有威权的,则是中常侍张让,他就是宦官头子。《后汉书》的宦者
列传说:“宾客求谒让者,车恒数百千辆。”李膺到任方十日,就抓着张家开刀。张让
之弟张朔,也是野王县的县令,被控为“贪残无道”。李膺亲率吏卒在张让家里将他擒
获,刚一讯问,立即处死。桓帝还责问他没有请求即行诛杀。李的辩护,不依照法律,
完全根据经史,并且强调孔子作鲁司寇七日即诛少正卯,他任司隶校尉已十日,实在是
行事愆迟。他这一辩因此脱身,以后也迭有浮沉,终于灵帝朝宦官与名士斗争时被拘入
狱被拷死,他的门生千余,也受禁锢。事在公元169年。

对这期间发生的争端,我们决定谁是谁非。党锢列传里也提出很多名士对宦官实用性
宾客集团的诛杀,甚至遇赦的也杀,老母也杀,而一次屠杀好几百人。当时的人还说
“纪纲败废”,我们则只能强调这是社会进化,法制不能跟着调整只好以道德代替法律
的结果。况且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并不是促成汉朝瓦解的真原因,他们不过是千百
万事实的工具。张让是宦官领袖,后来与外戚出身为大将军者何进作对。可是何进还不
过是太后的异母弟,张让则有一干媳妇,乃是何太后的胞妹。所以很多朝政的纠纷,还
在家庭里产生。

传统历史家写汉亡,或归根于桓灵之间的宠用宦官,或归咎于黄巾贼造反,或归咎于
召董卓的番兵入卫。而其实大规模内战开始于宦官已被整肃,黄巾已平,而董卓身故之
后。公元200年官渡之战,则在汉亡之前,已经展开了长期分裂的局面。一方面代表
新兴地方势力者袁绍,此人七世祖袁良以学《易经》起家,在西汉时曾为太子舍人,
他将学术传于孙子袁安。袁安举孝廉,为郡太守,为司空(工部大臣)司徒(民政大
臣)。自此没有一个袁家子孙不是东汉显官。袁绍自己曾任虎贲中郎将(近卫军司令)
和司隶校尉。袁氏四氏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袁绍进军官渡,率众十万,给养自河北
以大车万余辆供应。抵抗他的乃是曹操。这时他尚想维持东汉的中央政府。他的义祖曹
腾乃是宦官,由黄门从官侍从皇太子(即顺帝刘保)读书。曹操之父曹嵩乃是曹腾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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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4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一章宦官,女后,外戚和朋党

子,而曹操自己也举孝廉。他的军队大都以黄巾降人编成,给养则得于屯田。也就是人
员与物资都产生于现存体系之外。

以学阀而为军阀,这在世界史里是创举。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
私利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
衷共济。今日我们读汉末群雄所作的“檄”,和民国初年军阀的“通电”无异。这时纵
使他们想合作,也找不到一个合作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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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5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二章 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浪漫主义在欧洲是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产物。严格言之,它是文艺和美术在时代上的趋
向,我们不妨用“到自然去”四个字概括它的精神。欧洲大陆在18及19世纪之交,
深感自中古以来残留的宗教及文化的影响,不合时代,令人感到窒息。浪漫主义的作家
脱离古典主义的羁绊,由各人自寻出路,以自己的情绪,作他们写作吟咏描画的引导
线,因为如此,他们全也有一种将世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趋向。

中国自公元220年曹丕强迫汉献帝禅位,到589年隋文帝灭陈而重新统一中国,
在历史上统称魏晋南北朝。这三个半以上的世纪之内,能够称为统一的时间,不过约30年。
这并不是文人能自寻解放的时代,只是时局动荡,好多人觉得过去苦心孤诣学来
的规矩方圆,到时全无用场,如此不如放浪形骸自求真趣。不仅当时人物如此,即后代
作者,追慕流风遗韵,也把当时事物,描画得带浪漫色彩。有唐朝刘禹锡年作《西塞山
怀古》一诗为证。刘诗云:王睿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暗然收。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
旗出石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这原来是纪公元280年晋朝暂时统一中国的事迹,这背景则是先有魏蜀吴之三足鼎
立。魏亡之前二年,魏将邓艾在成都北的万山丛岭中进军,出敌不意的袭蜀,蜀亡。后
来,司马氏的晋代曹魏之后用王睿为巴郡太守,后为益州刺史。此人一生做事,离不开
“大刀阔斧”的胸襟和抱负。他在四川造船,费时七载,待得准备停当,王睿已70
岁。于是攻吴的舟筏顺江而下,真是“旌旗器甲,属天满江”。吴主只有束手就降。

根据《晋书》的纪载,王睿的大船“方百二十步,受二千余人”。我们也可以想象,
以40尺宽75尺长的船板,可以符合上述面积。但是即使有四层舱,每舱要载兵五百
多名,也未免过多。况且“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来往”,就有
些难以置信了。书内又说吴人在江险碛要害之处,以铁锁横截,王睿乃作火炬,长十余
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烧起来的时候,“须谀,溶液断绝,于是船无所碍”,这些
话实近于神奇。我们既无法指驳,也无法证实,只好说委可能作者在文笔之间夸大其
辞,其影响之远,从刘禹锡诗可以看了,浪漫主义的色彩超过纪事之精密。我们除非获
得其他资料证实,不能以这简单的辞句当作技术史上的根据。

然则浪漫主义的出现,也不在此时开端。京剧脸谱曹操,因为在剧中的角色是一大奸
雄,所以全部面孔敷白如涂墙,眼细如丝,颊间肌肉折皱,表现一派险谲气象,大有
“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的感觉。而关羽,因为他“义重如山”,所以脸
谱以赤色为底,其他眉目以及鼻茎都以黑线画成,由中央向四方辐射,大有热情似火,
不可抑制的状态。下边的黑痣,可能为现实写真。他的长须,则又是绛红色与面上的枣
底相映,象征血气旺盛。吕蒙的脸谱,脸上黑白相次,图案上的结构,表现胸中有丘
壑,也稍带神秘色彩,而剧中的角色也以机智称。

将这三位人物摆在一起,也有一段文章:原来曹操为魏公,与蜀刘备,吴孙权相对
立。以前刘备新败,孙权收容他,让他暂驻荆州,共拒曹公,才有赤壁的胜利。可曾几
何时,刘备既据荆湘,又拓土于西蜀,荆州又只借不还,所以孙权老觉得他居长江之
上,到底于己不利,乃趁着刘备在四川北部规划,南郡只有关羽留镇,而关的部队又与
曹兵交锋之际,致牒于曹公,以讨关羽自效。这个军事计划由部下吕蒙执行。果然吕蒙
于公元219年年底袭击关羽,使他两线作战,截获他之后,将之斩首传报曹公。然而
吕蒙奏功不久,尚未得到封奖,即病发身死。而曹公也不久物故,距关羽授首前后不出
一月。次年曹丕受汉禅,刘备和孙权得到借口,也仿效称皇帝,于是才全面展开三国鼎
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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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魏晋南北朝和浪漫主义

这与浪漫主义有何相干?

整个三国时代,是英雄豪杰风流人物浮沉起伏的期间。因为战事连亘不断,皇帝威信
又名实俱亡,很多舞台上的角色,已不受道德上的约束,于是趋利赴势。他们自述胸襟
怀抱,慷慨真切,全无腐儒气味。做起事来,也是畅快淋漓。这当中还有很多奇人奇
事。譬如蜀之诸葛亮(等于现代的参谋总长),他的哥哥诸葛谨仕吴,也做到战区司令
长官的地位,并曾以特使的身分访问蜀汉。又如孙权当初将他的妹妹嫁与刘备,后来
又与刘备成了对头等都是。纪这60年事者,为《三国志》。陈寿之原稿,分为《魏
书》,《蜀书》和《吴书》。因为缺乏一统的政治中心,所以作者就不须迁就某个固定
官僚集团的逻辑。而这书又在南北朝时经裴松之集注,采取了很多当时公私著作,逐章
逐节补陈著之不及,了提出不少纠正及置疑之处。因为其中资料五花八门,常有我们在
正史里不容易见到的传闻。由于选材不致全部为儒家思想所支配,所以作史者可以有将
之传奇化和美术化的机会。在我们而言,反而可以借此得到一个特殊的角度,去窥见中
国历史运转之奥妙。

《三国志》里的曹操,不见得比他同时人物如刘备,孙权更为谲诈。而且他有敢说敢
做,豪迈磊落,放浪不羁的浪漫色彩。譬如说他不顾家人生产,那是因为他志在天下,
用不着瞻前顾后的去忧虑衣食和积蓄了。而他的放浪不羁,可以在“每与人谈论,戏弄
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以至头没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的形容中看出来。这也
可与他的诗“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相印证。

“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实际是曹操流传中外的一篇自传,内中说及他自己是一
个非常人物,有志“建立名誉”,不愿作“凡愚”。但是参加讨董卓之后,事实逼他东
征西伐,兵权也因此越做越大。以曹操的希望,还是想保存一个完整的中央政权,所以
他虽向外讨伐,却屡陷于内线作战的地位,又因为他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他成了众矢
之的,他自己也知道“慕虚名而处实祸”的危机。从这些地方,我们不必怀疑他不是坦
白直言。

而最被道统人士攻击的,则是“魏武三诏令”。此令是曹操于公元210年,214
年,和217年以丞相的地位下令求才,内中提及有品行的人不一定有才能,有才能的
不一定有品行。所以他征求的不在“实行”和“守信”之士,即使“不仁不孝”,只要
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他都会提拔录用。这诏令虽然不是表示人人做坏事,但是影响汉
末问题之大,不是传统道德所能解决的。

曹操能够出类拔萃,是由于他的不拘小节,眼光远大。然则他虽看清传统道德不能拯
救当日毛病,但他也不知放弃传统道德亦不见得能拯救当日毛病。至于他是否真说过
“若天命在吾,吾其为周文王矣”我们不得而知,即使我们相信他曾如此说,他的儿子
曹丕也不是真的周武王,亦即魏代汉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有如晋代魏也仍不能解决当日
问题。即以王睿的大刀阔斧造楼船在上面驰马,仍未解决魏晋南北朝的问题。司马炎刚
一统中国,十年之后即有贾后之乱与八王之乱,因此引起“五胡乱华”。公元311年
洛阳沦陷,317年长安又失守,东晋偏安江左,嬗替而为南北朝之宁齐梁陈。北方之
“酋领”如刘曜,石勒,苻坚不能解决问题,南方的军事领袖如桓温,刘裕与萧道成也
仍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东汉覆亡之后的369年酝酿着一个大问题,牵涉整个国
家从头到尾的重新组织,不仅曹操不可能预测,即作史者如陈寿及裴松之也仍没看到演
变之全豹。

让我们回头再说《三国志》:书内提及吕蒙原是一介武夫,孙权只间便的劝他读书,
不料此人不读则已,他一读起来就“立志不倦,其所览见,旧儒不胜”,因之他的谈吐
见识,与以前豁然不同。谚语之“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看”,出自此处。只有此书之
叙关羽,则想象与现实参半。此人武艺必有独到地方,譬如他与颜良对阵,“羽望见良
麻盖,策马刺良于万众之中,斩其首还”,文中又没有提及两方随从将士之行动以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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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7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 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公元290年晋武帝司马炎去世。他是晋朝的第一个皇帝,25年之前他令魏主曹奂
向他禅位,有如220年曹丕之迫汉献帝称:“率我唐典,敬逊尔位。”其逻辑是有德
者君临天下,唐尧虞舜都以此“历数有在”有规律行事。而实际上曹丕确比汉献帝强,
而司马炎更比15岁的曹奂强。可是这些篡位者没有看到的是,他们自己是世代权臣手
执兵符,当然声震朝宇。可是一做了皇帝传之子孙,又变成了宫殿中的傀儡。皇帝原来
是文官集团的首脑,他以天命统御群臣,开口则为圣旨。如果做得好,经过他的指示,
则不合理的事体亦公认为合理,受不公平处理的人臣也只能自怨命苦,而仍歌颂“皇恩
浩荡”。因之下层机构统计不实,行政乘违的情形亦可以就此掩饰。只是公元3世纪之
末至4世纪之初,中国有很多大问题没有解决,已经掩饰不起来。天子的圣旨,也很少
被人认真算数。况且与外间隔绝,废立出诸权臣,其不能有所作为,也是势所必然的。

可是司马炎在位25年,好像已突破这种环境。公元280年“王睿楼船下益州,金
陵王气暗然收”,就此结束了过去三国鼎立,而重创天下一统的局面。并且他又于公元
277年大封宗室子侄为王公,郡公,郡侯,县王,“更制户邑,皆中尉领兵”,也就
是管理境内的民政财政和军政。全国39郡之外,另有21“国”,盆置于今日之山
东,山西,河北,河南及辽宁,以拱卫京师,同时又有一部分亲王参与朝政,如此也不
会被权臣宰割了。

偏偏在290年继位者为惠帝司马衷。他在历史上最有名的事迹,乃是臣下报告他,
百姓饿死,他就反问:“何以不食肉糜?”我们听过法国大革命时皇后MarieAntoi
nette闻及百姓没有面包吃曾叫他们吃糕饼的故事,对于此类传闻,不能认真。只是司
马衷在晋室皇位极端艰难之际,庸懦无能,必然属实。否则也不会有如此的传闻编派到
他头上,并且记入信史了。

法国革命时皇后以貌美而轻率称,司马衷的贾后,则以丑陋著名。据说她又矮又黑。
其实这也与以后的事体无关,只是内外多故的时候,历史纪录不针对重点发挥,而加入
这些不干大局的细节,更容易渗入带偏见的资料。

据说贾后缺乏母教,不守妇道,行动淫虐,因干政与皇太后杨氏冲突。太后之父杨骏
则为“太傅,大都督,假黄越,录朝政,百官总己以听”。于是贾后也组织一个与她自
己接近的集团。因为她父亲贾充也是权臣。她不仅把族兄从舅拉过来,也笼络了皇室司
马家的一部分亲王,如汝南王司马亮,此人曾被司马炎封为“宗师”,有率领宗室子弟
的威望。又因为他们联络了朝中一部分名士,所谓“二十四友”的官僚集团。这权力斗
争的重点始终没有在传统的史料里说得清楚,我们翻阅《晋书》帝纪,列传,食货志,
职官志,感觉到晋朝始终不是一个正规的朝代,武帝和惠帝之交,方才以军政府的姿态
企图创立一种民政制度,组织未遂,即变生肘腋。譬如刘毅传里说及刘把武帝司马炎比
喻为汉之桓灵。他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可见晋的财政
始终未上轨道,否则开国之君,四海为家,当不致卖官鬻爵。而且武帝纪内说及“贾充
凶竖”,“杨骏豺狼”,更可以窥见其朝廷并没有设官分职好好摆布,权臣仍是虎视鹰
眈,后一代太后与皇后的冲突,也非仅出自宫闱。我们一般的观念,晋朝已树立一种
“封建制度”,现在看来,其中一半是纸上具文。刘颂传里评当初设计即说:“法同郡
县,无成国之制也。”而职官志针对公元277年令诸王之国(即是到指定的疆域履
任)的时候说:“而诸公皆恋京师,涕泣而去。”地理志则与之相冲突的说:“王不之
国,官于京师。”这时候朝廷想做的一件大事,即是所谓“占田法”,凡士庶人等所领
耕地佃户都按品级有所限制,即王公在京师附近的地产亦然。这些条例无全部奉行的迹
象,只是在这草创期间诸事不定的季节,朝廷一有变故,就使很多人感到不安。不仅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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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7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产与名望受影响,而当日习惯,政争失败,则被判以极恶的罪名,有身家性命的危险,
凡此都是构成贾后之祸及八王之祸的原因。

公元291年的冲突,贾后胜利。杨骏以造反被讨,死于马厩,太后被废。但是不旋
踵间,后又与汝南王冲突,乃指使楚王司马玮杀之,这才除去八王之一。再之楚王又以
矫诏罪被诛,太后也被弑。又近十年,公元300年,贾后杀太子,赵王伦起兵反,诛
后,并且废司马衷而称帝。至此则有淮南王允讨赵王伦不克身死。继之又引起齐王同,
成都王颖和河间王遇的联合军事行动。他们的复辟成功,赵王被赐死。302年齐王同
又有擅权模样,由河间王遇指使长沙王义杀之。以后战事由洛阳波及长安,成都王颖自
缢死,河间王遇为南阳王模所杀,长沙王义为东海王越所杀,东海王越则为讨喝人石勒
时战死。自贾后参政起,至惠帝306年中毒身故,前后16年,战事波及今日之山
东,河北,河南,陕西,各王动员时,有称二十万者,有称七万者。每次战役死者以万
计,其详细经过,无法综合梗概叙述。而五胡十六国开始于此时。304年匈奴之刘渊
初从成都王司马颖起兵,不久就自称汉王。一时从他的,“二旬之间,余已五万”。至
311年他的族子刘曜陷洛阳“害诸王公及百官已下三万余人”。

这些史迹已经不能以短时间片面的解释,也不能以历史舞台人物的贤愚不肖去概括全
部经过。有如五胡十六国的“蛮酋”,如刘渊,“幼好学,师事上党崔游,习毛诗,京
氏易,马氏尚书,万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刘曜
则“善属文,工草隶”。又立太学及小学,“选朝贤宿儒明经实学以教之。”石勒令僚
属“典胡人出内,重其禁法,不得侮易衣冠华族”。石季龙“颇慕经学,遣国子博士诣
洛阳写石经”。慕容光对“贫者全无资产,不能自存,各赐牧牛一头”。苻坚“起明
堂”,“亲耕藉田,妻苟氏亲蚕于近郊。”又“发其王侯已下及豪望富室僮隶三万人,
开泾水上源,凿山起堤,通渠引渎,以溉冈卤之田,及春而成,百姓赖其利”。并且他
们讨论国计民生时都以经史诗书作注脚,就算全部由文臣缀饰而成,也不能算是“乱
华”,反而表现他们想利用传统办法,收拾残局,可惜后来也都统统失败。

我们从长时期大眼光看来,秦汉的大帝国(从大历史的观点看来也可称为“第一帝
国”)在公元220年后已无可改组修正,只能重起炉灶的再造。问题不仅在朝廷的高
层机构,而在民间的低层机构。过去以小自耕农作基础而组成的农村经济,适合于官僚
机构的统治,因为彼此都是简单而雷同,不致偏畸繁复。一到人文进步,郡县的官僚即
无从措手,也不知道要尊重财产权,以保持社会秩序,或是以道德名义法外抑制豪强。
地产归并之后最重要的问题尚不是所谓“剥削”,而是产生“流民”,一遇饥荒,更无
法赈济。所以曹操平河北,也“重豪强兼并之法”,重申“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
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只是这时中原鼎沸,已无法恢复原状,魏蜀吴三国之首创者曹
操,刘备,孙坚,都以在扬州淮泗下邳一带募兵起家,也就是在中原的边际,还没有被
灾荒损害至大的地方吸收过剩人口,投入战斗,这样更使民政部不可收拾。《晋书》食
货志里所说“袁绍军人皆资椹枣,袁术战士取给嬴蒲”,也就是说驱饥民作战,他们只
能采树上桑实捉田里蜃蛤之类果腹。即使有眼光的军事领袖,其补救的办法,也不过是
“屯田”,也就是“出战入耕”,谈不上规复民间经济,使吏治和税收都上轨道。三国
纷争的期间,很多军事首领的家属也随军进出,可见得全国流动性之大。刘备之至当
阳,“今虽拥大众,被甲者少”,也就表示大量难民,混入行列。司马懿对曹操说:
“荆楚轻脱,易动难安”,则指出中枢地带的人民,南北奔波,不容易固定。

这种情形至晋朝未止,有如3世纪之末关西饥民“流移就谷”,自汉中而入蜀,他们
设栅作壁,推戴巴人李特为主,就屡败“八王”之一的河间王遇所指挥的部队。

这时候晋武帝司马炎以裴秀原来的设计行“五等封建之旨”,也待解释。中国商周之
间的封建,西欧中世纪的feudalsystem以及日本之“幕藩”和“大名”,并不是由中央
政府设计,全盘指令下属照办。而是低层机构里的农业社会,已渐具以各地方为主,自
给自足的平衡趋势,此时高级权威以分疆祚土的方针,赋与上层组织,则彼此各得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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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05-31 16:18 |显示全部楼层
第十三章长期分裂时的悲剧

所,其军备之限制,也容易做到,并无对一个极端流动的社会强迫其固定的道理。晋朝
甫行封建,就将各王调来调去,又给他们以不同的头衔,加派军事任务。八王之乱时称
“带甲百万”。其虚实不论,我们也可以想象其封建无实,各地流民甚多,诸王也适逢
其会,只要他们予以口实与组织,就不怕没有参加厮杀的人员了。

我们再看贾后之乱和八王之乱时的天灾:贾后于公元291年专政。294年,大
饥。295年,荆扬兖豫青徐大水。296年,关中饥,大疫,荆扬二州大水。297
年,雍秦二州大旱疫疾,关中饥。298年,荆豫作扬冀大水。301年郡国十二旱六
蝗。302年兖豫徐冀四州大水。309年全国大旱,江汉河洛皆竭可涉(最后一段有
夸大的趋向)。这种纪录即在多灾多难的中国,也不平常。

至于“五胡”,则“关中百余万,戎狄居半”,已开始于马援时,即东汉初年。匈奴
则“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依阻塞下,委质柔服”。也难怪他们不在动乱之中乘要
投入了。

所以从这些迹象看来,“贾家种妒而少子,丑而短黑”,不能真正解答历史问题,仅
仅提醒我们,当时人的眼光被他们的时代所拘束,才在这些细节上做文章。今日我们检
讨长期分裂的悲剧,在展开视野之余,必须创设新的理论,才能将这段历史,和以后隋
唐宋的第二大帝国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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