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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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渔阳鼙鼓动地来



公元７５５年安禄山叛唐，自渔阳（今日蓟县附近）以十五万之众南下攻占洛阳，继
之于次年取长安，迫得玄宗李隆基（即唐明皇）奔蜀，是唐朝由盛而衰的一段分水岭。
有些历史家以为这事去６１８年唐之代隋为１３５年，距唐祚之终（公元９０６年）则
为１５１年。这一盛一衰的阶段，其长度也大致相等。

小时候上学，还没读到安禄山的身世和他的反叛事迹，却先听到杨贵妃的故事。主要
的原因是国文课本中选了白居易的《长恨歌》。当老师吟诵“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
河欲曙天”时，抑扬宛转，纵使是铁石心肠，怕也会之同情落泪。再加上历来文人的渲
染，如与白诗并行的《长恨歌传》即称“天宝十载（７５１年），避暑骊山宫，秋七
月，牵牛织女相见之夕，夜始半，妃独侍上，凭肩而立，因仰天感牛女事，密相誓心，
愿世世为夫妇，言毕，执手各呜咽”，情节哀艳离奇。又再有五年之后，“六军不发无
奈何，宛转娥眉马前死”的惨剧，更增加故事的情感分量，怪不得其人其事传诵千古。
甚至在抗战期间的重庆，也有１９４２年国立音乐院排演黄自所作《长恨歌》一事。作
者也就是《焦土抗战》的作者－－这时完全置敌机轰炸战火蔓延的情形于度外了。在两
小时内台上音乐院的师生和台下的听众重新体会一千两百年前一个“英断多艺，尤知音
律”的君主和他“姿质丰艳，善歌舞”的妃子当初恩爱与以后生离死别忧恨缠绵的情
节。毕竟任何的金科玉律，也要容许一二例外吧！这次演唱，倒也没有被人攻击说是逃
避大敌当前国运如丝的现实，放弃各人战时的岗位，而去同情一个只顾本身安乐不计生
灵涂炭的独夫和一个颠倒社稷的国家妖孽。

其实“人本主义”是人类一种共通的性格，白居易的诗既具有这性格，则不论其所叙
故事与目前政策有无依违，总之不能禁断。纵有传统中国专制政府的庄严与道学家之刻
板，《长恨歌》仍是千古传诵，也能通过抗战而流传至今。

然则白居易到底不是严肃的历史家。即陈鸿的《长恨歌传》也承认白“诗多于情”逡
诗的目的就是要让这故事经过他笔下“润色”而不至于“与时消灭”。所以《长恨歌》
只能作国文教材，不当引入历史课目。虽说白诗作于８０６年，去“马嵬坡下泥土中，
不见玉颜空死处”才五十年，与所叙事相去并不远。

白居易没有提及当马嵬坡悲剧发生时，唐玄宗已将近七十一岁（中国传统或称七十二
岁），杨贵妃也三十八岁。在今日驻颜有术的条件下，一个女人三十八岁不能算是年龄
太大，但是在中世纪就很难能有“芙蓉如面柳如眉”的吸引力量了，可见得白诗听任感
情奔放有浪漫主义色彩。至于诗中人两方年龄有这样大的差别，则是她于７４５年为封
贵妃之前为“太真妃”，更前则为“寿王妃”。原来寿王李瑁，不仅是玄宗的亲生子，
而是他所宠爱的武惠妃所生，曾一度被提出有被立为太了作玄宗的继承人之可能。所以
杨玉环被玄宗李隆基宠爱之前确是他自己名正言顺的儿媳妇。《旧唐书》没有提到这重
关系。只说：“二十四年（公元７３６年）惠妃薨，帝悼惜久之，后庭数千，无可意
者，或奏玄琰女姿色冠代，宜蒙召见，时妃衣道士服，号曰太真。既进见，玄宗大悦，
不期岁，礼遇如惠妃。”直到宋朝欧阳修等作《新唐书》才提出“始为寿王妃”。《资
治通鉴》则记入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至７３６年间）“十二月乙亥故蜀州司户杨玄琰
女为寿王妃”。据算当时她十七岁左右，与李瑁为夫妇后至少已一年才被玄宗召见（因
为武惠妃也是在年底去世）。《长恨歌传》则称“诏高力士（宦官）潜搜外宫，得杨玄
琰女于寿邸”。如果此事发生于武妃去世后不久，则杨玉环可能以“女道士”的身分和
“太真妃”的名义与玄宗保持暧昧关系至少达七、八年之久。因为直到天宝四载（７４５年）官方纪录才称“册太真妃杨氏为贵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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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渔阳鼙鼓动地来

可是玄宗之“乱伦”始终不是问题的焦点，寿王李瑁以后也未再产生任何周折。龙武
军（侍驾的御林军）在马嵬坡逼着皇帝将他的爱妃交高力士缢死，一是因她之故，玄宗
生活糜烂，到流连荒亡的地步。二则朝廷又因她用其从兄杨国忠为相，安禄山的问题，
大部由他激成，以后不可收拾，自应由他负责。关于后者，牵涉唐代国防，因素较多，
容下一节“九重城阙烟尘生”再谈，现在说宫廷生活。

《新唐书》说：“天宝（玄宗的第二个年号，始自７４２年，以前则为“开元”）外
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因为《新唐书》成于北宋，作者的道德立场又较作
《旧唐书》者为坚强，对杨贵妃一家更是指责不遗余力。书内说及天子每年十月赴华清
宫过冬时，妃之从兄及诸姊幸从，“遗钿堕舄，瑟瑟玑排，狼藉于道，香闻数十里”。
也就是珠玉首饰鞋袜一路乱丢乱甩，不可收拾，显然是夸大其辞。

这种指责也牵涉到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的一种问题：真的皇室生活奢侈，就是“腐
化”的征象，而必至国破家亡？我们知道八世纪的长安，确是有一种升平气象，高级仕
女，穿着印花的绸衣，头发挽髻，眼眶之外则施以各种色彩，有如今日之eye-shadow
，
即女性亦打马球（pol
o
），吹奏小型乐曲，一到各种季节，宫女之作拔河戏者一次总有
好几千人，较之明清已现代化得多。难道这些人文的因素统是不该有，一定要退步到茅
茨土阶，天子穿浣衣，食不兼味，后妃也衣不曳地，甚至上下都穷才人心舒畅？要是今
日我们讲历史也仍因袭传统的立场，如何能迎合时下的现代化？又如何能使中国史与世
界史衔接？

可见得这中间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未被提出：前人以为一切都是道德问题，而玄
宗唐明皇节隆基一朝，则已产生了一个极为严重的技术问题。

公元７５４年，也就是安禄山反叛之前一年，户部统计全国共９６０多万户。这和初
唐的三百多万比较，当然有了显著的进步，其原因也不是人口突然增了三倍。而是七世
纪初期，开始均田制，原则上加入版册上的户口，就国授田。不管是采登记的户口原来
已经领有的田土来算数也好，或者真是政府重新分配而授与的田土也好，下级政府向人
民抽税时就要保障他们有田，所以除了最初登记的三百多万户之外，以后的增加，就非
常的吃力。例如高宗朝６５２年，在安禄山叛变前约一百年，全年只增加户十五万，约
占当时登记户数百分之四。另一方面讲，则均田制、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纵有很多的缺
陷，仍维持了一个相当容易掌握的下层机构。我们也可以想象从武后到玄宗初年，第二
帝国倚赖着以这简单数学公式作主的间架性设计，将它的实际威权从一个基本核心的关
陇区域和东部洛阳推广到全国各地是一种经年累月缓而持重的运动。选举制度提拔新人
不计门户，也要长时间之内才有功效，而唐朝创行所谓“铨叙”，有所谓“三铨三叙三
唱而后拟官”的办法，要自春至夏，才能完毕。这尤其需要下层的民政和财政的事项简
单雷同，中枢才能将官职成批分派。所以与前述间架性设计配合适当。

公元７２３年玄宗任用宇文融为“劝农使”，执行所谓“括户政策”。其原则是现下
版籍无名的户口，若不是逃户，就是客户，也不究既往，一律着令自首。登记之后免六
年赋调，只是轻税入官。这办法成功，“诸道括得客户凡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只是
就遇到很多官僚的反对。难道规避赋役的人户应当让他们违法？以免罚轻税而鼓励他们
自首则是苛政？这问题要根据当日官僚组织的特点解释。传统的官僚政治表面管辖广
泛，实际掌握不深，其行政效率靠由上至下加压力，并非循照经济原则，所以只能铺摆
场面，对数目字无法精密核算。各官僚居留于城市之中，胥吏短少，也不能经常体会到
乡村各种情形，而最怕变态，此时谁系主户，谁系客户，谁应照原来的租庸调征课，谁
可以在六年免征，可能产生无数的纠缠。简言之，这种结构与现代化组织基本不同之
处，则是缺乏民间商业的组织在帝督责襄助，担负其一部行政费用，而责成其照法律条
文不折不扣的施行。这也是管制大量的农民，只能以集体的办法和预定的数学公式对付
之一大主因。唐代的租庸调制，至此已发生问题，兼并盛行，人民迁移，版籍紊乱，宇
文融的办法为不得已，但是执行时仍在各地产生不同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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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渔阳鼙鼓动地来

可是玄宗后期三十年，户口登记从七百多万增至九百六十万，已经给官僚机构相当的
困难，各处文牍山积，很多事项除非高级长官亲身受理，无法定夺。而赋税既增加，则
有韦坚的增加督运效率。韦坚是太子妃之兄，此人若生在近代的欧洲，必为商业经理能
手。他在７４１年任水陆转运使，于是修改水道，在长安城外凿成一座人造湖，又集中
船舶将江淮南海一带物产分别陈列，驾船入则大笠芒屡，妇女则鲜服靓妆，又歌唱助
兴，俨如现代之商业展览会。只是这样一来，他造成了一个半官半商又不官不商的组
织，在现存政治体系之外，也将既有的会计制度弄得文不对题，所输入的物资则一般为
消费品。

这还不算，传统作史者所指摘“剥下益上”言利之臣，尚有杨慎矜和王拱。杨慎矜是
隋炀帝的玄孙，他于７３８年以侍御史知太府出纳。他认为各地方政府缴纳的实物常有
水渍伤破，不如“轻赉”，即是改折珍贵量少的物品交纳。即是剥下益上，则其折算价
格只利于长安，而不利于交纳的地方。而且物资既由常用实物改为珍贵物品，实际已将
政府之收入在预算内改作宫阙消耗和赏赐大臣近戚之用。王拱于７５０年以御史大夫兼
京兆尹，领二十余使。他也继续杨慎矜的办法，并且某项赋税已经被蠲，他又独断的征
取脚费，结果他在长安控制了大量的物资。唐制虽内宫妃嫔也有官阶，她们的脂粉费也
同于薪水，经过王拱的经理“岁进钱巨万”，“供天子私帑”，就不再经过政府过目
了。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的则是此时大批商业没有展开也无法展开。水道交通既为政府垄
断，币制也未上轨道，各处发生“钱荒”，私铸滥铸的铜币又禁不胜禁，执行商业的法
律则更谈不上。以上各人能建奇功又大部由于这商业真空状态之所致。所以他们都要在
长安和各地方引用私人。宇文融即有十九个“劝农判官”巡行各地，韦坚的“纲典船
夫”也牵扯到纠纷里面，王拱既兼各项“采访使”“户口色役使”“和市和籴使”和
“黜陟使”，实际已并司法立法行政政权于一身，等于刻下西方所谓“经济沙皇”（但
是欧美的经济沙皇只管到一时一事）。所以他衙门内“文书丛委，吏争入示署一字，累
数日不得者”。他们既另制造体系，凡事靠己意决定，又在皇帝面前邀功，则必与一般
官僚冲突。

在玄宗后期任宰相达十九年之久的为李林甫，此人被称为“口蜜腹剑”，只是他作事
按照条理又体顺玄宗旨意，所以得到皇帝信用。唐朝的宰相不止一人，侍中、中书令和
左右仆射都是宰相，原来有委员会的形态。但是李林甫以右相总权，有垄断朝政的趋
势。于是在公私上下之间和诸人发生嫌隙。当玄宗流连荒亡之际，朝中产生了无数离奇
的案件，涉及术士、私婢、外戚、边将，更因韦坚牵涉到太子，有立太子而摈弃玄宗之
意，引起太子与韦妃离婚以明心迹。因杨慎矜则提到有恢复隋朝的阴谋。结果则除宇文
融早死之外，韦坚被谪而在流放的地方被杀。杨慎矜和他兄弟都赐死，王拱也因为他兄
弟造反而赐死。以上各案都在幕后牵涉到李林甫。

只是李林甫以私人恩怨与诸人冲突，却不能重新创造一种官僚集团的体系。唐朝的财
富，在民间经济系统之外，去勉强的支持一种以皇室为主体的城市文化，虽有大量资源
却无合理征集分配的体系，其结局仍非国家之福。玄宗有子女五十九人，他又在长安西
北角建立“十王宅”和“百孙院”。李林甫也有子女五十人。《旧唐书》说他“京邸第
田园水硐尽上品”。《新唐书》也说他“车马衣服侈靡”，又“养君欲”，使“主德
衷”，更把他列入“奸臣列传”，可算是尽道德上批判的能事。只是除此以外却始终没
有指出中国传统社会里的一个技术问题：此即是政治系统早熟，缺乏结构之纵深与应付
事态的灵活，只能从一个低水准的环境内使国家进展到小康。一至人文发达，经济突破
某种限度，则无所措手，只好说“言利”之臣都是坏人。而且“聚敛”之所得也确是胡
乱花费，珠玉乱撒固然是夸大，但是据说宫女多至四万也是骇人听闻。

杨国忠继李林甫为相，也承袭到这一局面，也与皇太子即后来的肃宗有嫌隙。在马嵬
驿的龙武将军为陈玄礼，他则与太子有交往，希望玄宗退位为上皇，让太子创造一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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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渔阳鼙鼓动地来

的局面，而不愿皇帝入蜀受杨国忠的摆布。只是他纵容军士造反却不能说及这许多周
折。另一方面则安禄山的反叛由杨国忠激成，而杨国忠之居高位，则是杨贵妃的裙带关
系，事实显然，而皇帝的荒怠，更无非“内蛊艳妃”。所以连白居易的诗也要说渔阳鼙
鼓所惊破的不是军事计划和财政预算，而是霓裳羽衣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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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九重城阙烟尘生


九重城阙烟尘

安禄山之叛唐及其余波，扰攘达七年之久，不是当时发难的人和对方所能预测。从短
时期和近距离的资料看来，这事件应当可以防范，既已发生则应迅速解决。

安在中国史书里称为“营州杂种胡”。实际他父系祖先出自苏定安（Sogdiana，中亚
腹地今属苏联），母系则为突厥，在当日中国的边区，他的背景并不算特殊，营州则为
今日之热河。当他在范阳（今日北京附近）发难的时候，已有很多中国文臣帮他策划。
他统率的部队十五万人，以一日十里的行军速率南下取洛阳。唐朝各库房的兵器多腐朽
不堪用，民兵也没有训练，此时的“府兵”也多数已成具文，不仅各处没有“勤王”的
行动，安的部队还有向淮河和汉水发展的趋势。所以安在公元７５６年的年初自称“大
燕皇帝”，已有将唐朝推翻的模样。

可是叛军没有立即西进，给唐军一个在潼关地区增强防御的机会。这时候郭子仪和李
光弼又从山西进兵河北，重新光复很多州县，忠于唐室的各地方官也乘机策反，有占领
整个“敌后”的可能。只是玄宗朝也没有利用这种机缘，皇帝的敕旨首先就将守潼关的
两个将领－－封常清和高仙芝－－以由陕县退却的罪名判死刑，次之又将一个老病而无
心战斗的哥舒翰推上前线，又不让他坚守潼关，以待河北官军扩张战果，使安禄山腹背
受敌，而强迫哥舒翰仓卒出战，以致一败则不可收拾，安禄山因此入长安，郭子仪和李
光弼的侧翼行动也不能生效用，只好由河北经晋陕向甘肃撤退。

倘使这时候皇太子忠王李亨也随着玄宗李隆基入蜀，以后的发展，还可更不能逆料。
实际上经过马嵬驿的兵变，杨国忠被军士胡乱的杀死，杨贵妃在众人威胁之下由玄宗命
令缢死，史书上留下一段“父老共拥太子，马不得行”的情节，于是玄宗南奔，不久就
被“尊”为太上皇。太子则北上，一路收拾败兵流卒至甘肃之灵武，文武臣不及三十
人，也通过群臣劝进，“六上笺，上不得已，乃从”的公式，即皇帝位，等于宣告玄宗
已经没有用场，他就取而代之，因此他就成为兹后历史上的肃宗。灵武的新朝廷收容了
郭子仪和李光弼的部队，又以和亲政策，得到回纥的襄助，以一年三个月而收复长安，
又一月而收复洛阳。

安禄山已在肃宗发动攻势之前被他自己儿子安庆绪的手下人谋杀，安庆绪则在由洛阳
退返河北之后给安禄山手下名将史思明所杀。

史思明也是“营州突厥杂种胡”，他在７５７年杀安庆绪之前，曾率手下八万众降
唐。肃宗明受他降，暗派人刺杀他，被他发觉。所以他又自称“大圣燕王”，又再陷洛
阳。以后在与官军作战不利时为他的养子史朝义所杀。史朝义则被部下李怀仙所杀，事
在７６３年，自此，安史之乱，才算结束。当时玄宗和肃宗都已相继去世，史朝义传首
京师之日已是代宗李预的一朝，他也是唐代面临这次变乱的第三位君主。

我们今日在二十世纪末期重新检讨这八世纪中期的一段史实，很难在仓卒之间，得到
确切的结论。前人留下了很多论说，有如《旧唐书》责备杨国忠，说他以便佞成为宰
相，颐指气使，等于逼着安禄山造反。“由是禄山惶惧，遂举兵以诛国忠为名”，也说
及玄宗任人不当。安禄山“性巧黠”，又“厚赂往来者”，玄宗就让他为卢阳、范阳、
河东三节度使，又让他兼闲厩陇右群牧使，楼烦牧监，以致将边区蓄养战马的权力都断
送到他手里去了，再听任他以蕃将代汉将，一步一步的鼓励他造反。更让安禄山拜自己
为父，杨贵妃为母。《资治通鉴》还提及“贵妃以锦绣为大襁褓裹禄山，使宫女以彩舆
舁之”，玄宗为之赐贵妃洗儿钱，于是弄得宫庭内外和朝堂上下不成体统，好像这些事
也是安史之乱的原因之一。也有些史家认为任用蕃将是一种失策，其咎在李林甫。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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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九重城阙烟尘生

李恐怕文臣入相出将，与他争权，所以怂恿玄宗任用蕃将，好在他们缺乏中国文人的涵
养不能在朝廷里做大官，不料将国防重任交给他们，反为他们所制。

以上各种解说，都有牵强附会的嫌疑。真与失真不说，其提出的见解往往是以人事上
的片面传闻来解释很多组织上与制度上的大问题。

玄宗于天宝年（７４２年）置十节度经略使，规定十个国防区，共有镇兵四十九万
人，马八万余匹，是个在纸面上讲来非常宏大的计划。以前各边镇的兵力游离不定，这
时候人力资源的分配有如现代军语之所谓“建制”，已赋予固定性质。可是我们仔细看
来，则又知道这种堂皇的计划，仍犯着“官僚主义”的毛病，不能离开“金字塔倒砌”
的“间架性设计”，以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去笼罩真人真事。如以言人员，则此时府兵制
度大致已成具文，却又没有完全放弃，边区士兵大部由于招募，称为“健儿”与“旷
骑”，自７３７年之后一律长期服役，其中多数则是蕃人，有些还带私马。有如７４７
年高仙芝出葱岭，“是时步兵皆有私马自随”。安禄山防区最成问题的则为契丹及“匈
奴别种”之奚，他们经常与安所属的官军作战。而安禄山叛变时其南下部队却有大量的
契丹兵和奚兵，后者即在长安出现。他既曾邀准玄宗以蕃将三十余人代汉将，可见得他
组织的杂牌部队，以蕃兵为主体已非一日。如言马匹，则除私马之外，政府并未如若干
历史资料之所称，控制大量之战骑。《新唐书》“兵志”说：“开元初，国马益耗，太
常少卿姜晦乃以空名告身市马于六胡州，率三十匹雠一游击将军”。也就是以卖官鬻爵
的方式揽络少数民族控制的马匹。王忠嗣也是与安禄山大概同时的节度使，他的传记里
也提及，“至互市，辙高偿马直，诸蕃争来市”。他在兼任河西陇右（宁夏甘肃）节度
使的时候，就将原任可东朔方（山西陕西）区域的马九千匹调到兼任区域，也可见得政
府所牧马匹有限。再谈到给养，则边军所用大多得之于屯田。长安附近一带在玄宗初年
常受天灾，食粮供应不及，甚至朝廷也要迁往洛阳就食，这进修谷物的供应，大都出于
华北平原，北至河北一带。玄宗中期以后，情况好转，北方的税粮改用绢布交纳，但是
物资仍是由各地汇集到京畿地带。虽然我们无法确悉当日补给情形，各项纪录却没有一
个由中枢作主，统筹支配这十个国防区补给的记载。至安禄山之叛变已成事实，《旧唐
书》“食货志”云：“两京仓库盈溢而不可名。杨国忠设计，称不可耗正库之物，乃使
御史崔众于河东纳钱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更可见得平日两京物资不用以供
应边防，如果经常支用时，战时只会加强其出纳，而不致另出主意，以令人民买僧道度
牒，即是出资捐买免除赋役的执照，以作筹款的方法。

所以从各种迹象看来，边防司令官之称节度使者，兼管民政，靠自己的机智和统御经
理的能力买马招兵，屯粮制械。除了少数情形之下由中央政府津贴外，一般以防区自给
自足为原则。越像安禄山这样的人物，“解六蕃语，为互市牙郎”，越能看透地方的详
情，洞悉人力和物资之所在及征集方法。玄宗也不是糊涂虫，他早知道安禄山能干，足
以独当东北军事之一面。只是他的功效愈高，也愈不容易替代。皇帝愈是屈折自己去奉
承他，更被人家看出安禄山必反。

这当中也产生一个国防组织与文官官僚组织性格上互不相容的形势：边防着重实际情
形，以唐代北方游牧民族之盛，防区以疆域大、资源活用为有利（安禄山外其他节度使
也是一个统辖数区）。司令官以职业化，长久留任，与当地民情风土融洽才有功效。简
而言之，这是一种需要组织重点，能够发挥迅速确实的功效的一种结构。全国官僚机构
的组织则先以仁义道德的立场，造成行政的逻辑，一意保全大体，愿意牺牲局部。在这
种前提之下，人事关系之合宜，超过对工作效率的需要，又要注意淳朴雷同各种职位互
相转让互相交换，不容许任何一方面突飞猛进。即在安禄山叛变之前，这两种组织精神
相反，已经有了不能并存的趋向。例如王忠嗣和牛仙客都在边区表现才干，回头到长安
却被贬屈或不如意。张守圭在幽州掩饰战败。鲜于仲通讨南诏大败也有杨国忠为他掩
饰，反叙战功。即是前述抵抗安禄山的战略失宜，也仍因军事方面的部署，先要满足政
治需要之故。所以安史之乱可以看作这两种体系的冲突所引起的一场变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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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九重城阙烟尘生

长安的政府也早洞悉这中间的蹊跷。李林甫为相的时代，就开始以文人在京“遥领”
节度使，而在当地另由武臣实际掌握一切。只是这种办法，只能装饰门面，不能消释内
在的冲突。至于“蕃将”，则不是问题的重心。他们的出现无非显示官僚机构与军事组
织格不相入。以外国人任高级将领，反可以缓和政治上的摩擦。高仙芝为高丽人，李光
弼为契丹人，哥舒翰为突厥人，并没有因此滋事。

至于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多，则可见得拥蕃兵造反，易放难收，当日作战的方式是纵容
士兵掠夺，一经开始，也不可能由高级的意旨结束。虽然原始资料没有适当的纪述，我
们也可以想像安庆绪著人谋杀安禄山，史思明之杀安庆绪，史朝义之杀史思明和李怀仕
杀史朝义不仅是信人恩怨，而是叛军的组织中必包含着多少的矛盾。这也和李唐皇朝内
种种黑幕相似。肃宗作太子时，就受玄宗猜忌。他虽在光复长安之后，迎太上皇还都，
但是后来听任宦官李辅国之议，迁太上皇于西内。《新唐书》的“宦者列传”即说“玄
宗以迁崩”。官方的纪载则是玄宗与肃几乎同时去世，相去只十二日。这还不算，代宗
李预之即位也要杀张皇后除宦官李辅国。此类事情既重叠不断的发生，我们也不能仅是
埋怨人心不好。而必须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所想控制的过于庞大，引用的原则过于简
单，当中笼罩着很多不尽不实之处，真有人事冲突时无法圜转，而只有起极端，甚至亲
属也成世仇。

我们在一千两百多年之后，也可以看出安禄山的叛变，表面是被剿灭，实际上是两败
俱伤。唐朝的文官制度，经过武后和玄宗间的惨淡经营，渐有头绪，东南的物资，至此
也能供应朝廷所在的地区，但是企图组织北方的国防线的计划，却经过此次变乱而永远
无法实现。安禄山叛变的根据地，有如《新唐书》所说：“付授叛将，护养孽萌”，
“讫唐亡百余年，卒不为王土”。有了这段事实，再加上以后五百余年的历史纪录，我
们也可以相像安史之乱不仅是当日“九重城阙烟尘生”，而是随着这次事变呈现了一串
严重的问题：中国的后方，有如裴耀卿对玄宗所说：“江南户口多，而无征防之役。”
而北方的国防组织，则因为战马的需要，光是“精密耕作”不能保证其供应，而必须配
入“广泛农业”，也就是要包含畜牧。因其范围之大，也不能不以少数民族作为组织上
主要成分之一。这两种体制，是否能够共存？是否能受同一中枢掌握？而这同一的中枢
是否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组成？“大历史”所提及的“第二帝国”，包括隋唐五代和
宋。其历史的重心所在则是解答这一类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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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藩镇之祸 的真面目


二“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我们从小学历史，都知道唐朝有“藩镇之祸”。但是对其实际情形则又茫然。我想今
日一般读者的观感，大致仍如此。其原因则是大批读物缺乏紧凑的综合叙述，只是提出
一大堆人名地名，使读者无所适从。而且很多古籍上的观点，已不符合现代的眼光。现
在让我作一段简单的介绍：

所谓藩镇之患，开始于安禄山叛变之后。起先只有“河朔三镇”，此即是庐龙（今日
北京及沿长城一带）、成德（稍南与山西毗邻的地区）和魏博（渤海湾迄黄河以北）。
每一个镇（有时也混称为“道”）辖五、六州或十余州，约占今日三分之一个行省的面
积。每一个镇的首长即是“节度使”，也就是军事首长，兼理税收民政。安史之乱既
平，朝廷无力追究其组织系统，只让一批降将，统率这些地区。于是这些地盘，都成世
袭。各使在境内自派州县官，自行征兵抽税。他们一离开任所，就自派“留后”，也等
于副长官和继承人。有时他们也用进贡的方式，向朝廷呈献一部物资，但是税收及其军
制，则自行勘定。其中也有军士驱逐他们的领导人物自立首长的情事，唐朝皇帝也只好
事后追认。而这种独立及分化的运动，延布到今日之山东、河南及安徽边境，甚至长江
以南的浙江和四川也有节度使乘朝廷软弱而效尤。

这藩镇之患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事迹，则以德宗李适和宪宗李纯两朝最为显著，他们之
前朝廷对这些藩镇无力过问，德宗开始不承认各藩镇的世袭；宪宗则有系统的用军事力
量削平藩镇。他们是祖孙，中间一代为顺宗李诵。但是顺宗即位之前，即因风疾不能发
言，在位只八个月即传位于宪宗，与所叙无关。所以这段历史事迹发生于李适与李纯两
帝之间，在公元８００年之前后约各二十年，共历时约四十年。

中枢企图削平各藩镇的计划不容易生效，是由于皇朝本身没有兵力对付，只能借此削
彼，让各藩镇看清他们除非联合抗命，否则只有被各个击破。于是他们互相提倡“合
纵”和“连横”的政略和战略，以对付长安的皇室。这种分裂运动于公元７８２年达到
最高潮。反抗朝廷的节度使推极北的朱滔为盟主，称大冀王，其他各称赵、魏、齐王。
至此他们也还是只有宣告独立，尚无向唐室进兵的准备。直到李希烈于７８３年从淮西
（今日河南之东南角）攻占襄阳和开封威胁洛阳，称楚帝，才使朝廷震动。朱滔之兄朱
此，过去曾自动的提倡尊王攘夷率领唐兵与土蕃作战，这时闲居在长安。德宗也相信他
与各人的叛变无关。不料有一支从西北调来戡乱的军队在长安叛变，他们与朱此有旧，
也推戴朱此为他们的首领。于是德宗仓皇出走，避难长安西约二百里的奉天。朱此在长
安称秦帝，且曾一度围攻奉天。

德宗接受了陆贽的建议，对造反各臣除朱此暴犯陵寝不赦之外，其他全部赦免。他在
７８４年所下制称：“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咸以勋旧，各守藩维，朕抚御
乖方，致其疑惧；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宜并所管将吏一切
待之如初。朱滔虽缘朱此连坐，路远必不同谋。念其旧勋，务在弘贷，如能效顺，亦与
维新”。不久李希烈被部下毒毙，朱此兵败之后落荒而走被杀，朱滔亦气绥而死。只是
他们的失败，并不能算是德宗的成功。各藩或子孙替代；或为自己的部属取而代之，其
独立与分化的情形如故。有的一家割据一镇达十世以上，历时数十年之久。德宗则“自
经忧患，服为姑息”。

宪宗实际上继德宗登极。他在祖父行退让政策二十年后又发动削藩。西川节度使刘辟
骄骞，宪宗派兵讨伐后将他削职。夏绥留后和镇海节度使拒命反都被斩首。只是宪宗鉴
于德宗之失，行动比较稳健。不在两线作战，不令意存观望的藩镇事先发生疑惧。他之
平淮西，费时五年，最后指挥战局的司令官于雪夜行军出敌不意将对方一鼓成擒。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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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９年平卢（今日山东）之李师道反，其部下叛变将之槛送京师，至此为唐代削藩事业之
最高峰。元和一朝（宪宗年号）唐室号称中兴。然则好景不长，翌年宪宗李纯即为宦官
所弑。后来德宗想要加强中枢的军事力量，组织“神策军”，以宦官统领之，初时不过
保卫宫廷，只因神策军的给养补给远较其他部队为优，于是很多边军，自愿“遥隶”神
策。朝廷又常派宦官为“监军使”去视察其他部队，如此都增加宦官的力量，宪宗末年
据说常服金丹性情暴躁，才有这样的结局。

藩镇的问题，牵涉到很多因素，不是全靠人事的处置所能解决。宪宗死后才几个月朝
廷派往成德与幽州的节度使，或被叛军谋杀或被拘禁，朝廷的戡乱也无成效。于是长安
的政府再度承认现实，让河朔三镇自行其是。至此全国划分为四十个到五十个“道”，
其疆域数目也经常变更。各地节度使实际自主的情形，因人而不同，因地而异。所以藩
镇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只是长安的朝廷内宦官废立君主，朋党混淆政局，兹后还要
面临流寇之如黄巢者，本身就不能作主，也不能视藩镇为“患”为“祸”了。

现存有关藩镇之患或藩镇之祸的资料，大抵根据“朝代历史”的眼光写成。我们在一
千两百年后，如果将过去的限制全部推翻，首先质问唐朝中叶之后是否应当继续存在，
甚至中国在第九世纪是否应当保全统一的局面，不以成例视作当然，对于藩镇问题必有
不同的看法。

公元７８０年德宗用杨炎之计，行“两税制”，等于放弃以往均田、租、庸、调、府
兵等等“间架性设计”的组织与制度。唐朝初年的兴旺，由于起先地广人稀，下层结构
紧凑简单。于是继太宗李世民之后，武后则天及玄宗李隆基初年大规模的组成新官僚体
系，摈斥巨家大室的力量，将地方官的职权推得到广泛的区域。其执行时全靠由上向下
派定的一套数学公式。其宗旨与传统的君主制度，真理由上至下的习惯符合（唐朝的皇
帝都称圣人），也和官僚制度所提倡的不相出入。

只是经济蒸蒸日上，人口移动，各地区条件参差不齐，技术管制的因素也趋繁复。这
种种变态，也正是以间架性相始终的文官组织力不能及之处。玄宗一代宇文融的括户政
策已经使官僚集团和团结动摇，东南的物资由水运至长安，便开争斗之门，边军用募
兵，购马战马又要切实顾及各地的情形，更容易使军事配备脱离中央掌握，其基本的原
因，则是在极权政治之下，统计数字与真理由上作主。如果以农村组织为单位，其所控
制的即有不尽不实之处，易为一村一地容纳遮蔽，不致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到人员与物
资丛集，各种因素互为关联则其权利与义务无法交代时，必在组织中发生分裂作用。

两税制出于当时的需要在新体系之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互相磋商，决定地方每年
向中央的贡献。既是承包制度，则节度使必须有自行立法及控制管区内部人事的权力。
可是这种种以地方作主的办法，在中国历史内向无成例，而且民智未开，商业组织幼
稚，又谈不上代议政治，于此就造成一种尴尬的局面，引起职业军人之抬头。

这当中的冲突不仅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之争，更因传统的统筹办理，注意全面的均
一雷同，与新型财政的重点主义冲突。这也就是说，一方是平衡式的管制，注重形式；
另一方面则是不平衡的支配，注重实际。杨炎虽作两税，仍着重前者。他的宗旨，以
“尚书度支总统焉”一句话包罗殆尽。后者则可以刘晏作代表。他以公款造船，将财政
片面商业化，将货物买卖的盈利，增加政府的收入。以两人着眼之不同，虽同在中央服
务，终造成两个水火不容的体系，以致刘晏被杨炎谗杀。当日藩镇之自主，也有趋向财
政实用主义和重点主义的模样。怪不得很多节度使对刘晏之死提出抗议。九世纪的国防
也有了相当的变化。威胁北方的突厥，业已中衰。吐蕃之为患，端在蚕食疆土，很少大
规模的内犯。回纥则既在边区经商也间行剽窃，李唐王朝也用和亲及互市的方法笼络
之。只是这些部落逼近长安，中枢责无旁贷，西南的南诏不足成为严重的问题。东北角
之奚及契丹，则是鞭长莫及。过去的经验，以官僚机构的方式对付这少数民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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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藩镇之祸”的真面目

不仅经常坐失机宜，而且其政策易被中枢的责任观念与形式主义所蒙蔽，有时逼着少数
民族造反。

《旧唐书》和《新唐书》的“北狄传”都说安禄山事变后，奚及契丹，就没有在河北
地区发生大规模的骚扰。两史都说各藩镇本身利益之所在，他们既勤派斥候与巡逻，也
不无端寻衅去觅军功。所以从这角度看来，各藩之独立自主，也融合于一上将边防问题
合理化解决的趋势。所以牛僧孺就说，只要这些藩镇能捍御北边，他们对朝廷的逆顺，
已不是重点之所在。

我们从各种迹象看来，河北在九世纪好像已成为农业与畜牧混合的经济区域。确定的
证据尚待继续搜集，但是《新唐书》卷二百一十至二百十三列举割据河朔三镇及山东平
卢的世家二十家，内二家出自奚，二家出自回纥，更有契丹、胡及高丽各一家，他们都
有中国姓名。奚兵则已在安禄山叛变时在长安出现。朱此手下的骁将李日月也是奚人。

历来中国与北方民族作战时一个重大的弱点，是战马不继。因为农业倚赖精细耕作，
务必人烟稠密，村舍鳞比，在此环境内既缺水草，又将牲畜驮载重物，其马必至驽下。
可是九世纪的各项纪录提到河北各镇，则显示其骑兵占优势。而韩愈文称“冀北马多天
下”，其马匹之出现为“群”。庐龙节度使刘总于公元８２１年弃官为僧之前曾供奉朝
廷马一万五千匹。８２２年幽州节度使朱克融也称进马一万匹羊十万口，虽说后者未必
确曾奉行，但是这些迹象，表示当地社会经济情形非常特殊，已无可置疑。有些历史家
就认为当日河北是一个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混同的社会。

综合以上各种情形看来，唐朝后期之有藩镇问题，已不足怪。而令人感到惊讶的则是
在此情形之下李唐王朝尚能继续达百年之久。陈寅恪的解释，则是朝廷能继续以东南的
物资支持西北的边防，只要这历史上的任务继续存在，李唐王朝也能继续存在。我们也
可以说一定要到中国的国防重点由西北移至东北，以前为边患的游牧民族被新兴的外患
所替代，而这新兴的外患有如契丹之辽，其本身除游牧之外，也具备有农业的基础，中
国才会出现一个有竞争性的体制，与之周旋，北宋就在这条件下诞生。在过渡期间，
“藩镇之祸”只是新旧交替之中发生的一种特殊现象。

再笼括叙述一次：这期间最大的变化为土地占有变质，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国家经济
不能继续，税制也放弃以前按人口水平征取的原则，而渗入累进税，征取的范围包括间
架（房屋地产）、除陌（在预算里强迫扣除）及征商等等名目，其详细办法由各地自
理，军备则一般上涨，这种种情形，是社会经济进化的必然现象，只是已与初唐有很大
的差别。对朝代言，藩镇诚然为患为祸，然则他们在历史的长期发展过程中，也仍产生
了相当积极的功用。因为新兵制和新税制必要一个新的行政机构主持。藩镇之职位世
袭，他们的继承人（留用）不要部下推戴。其为地方政权则不能完全漠视其地盘内特殊
的利害，凡此都与文官制度的统筹均一雷同的原则相反，不能由中央通令构成。而他们
组织一种精税的部队称为“牙军”，将他们统御的权力从节度使所驻在州辐射的布及于
一镇一道，虽说其税收私自处理，大致仍采取“两税”的原则，这样无形之中在技术上
解决了很多极权政治不能解决的问题，也成为一种新体系，以后通过五代的局面为北宋
所接收，所以，我们不能否认他们在“第二帝国”的历史的演进中，曾产生推陈出新的
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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