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1)



　　在权力的高压下，“非所宜言”之言变得越来越少，历史的失真程度也就越来越大。在历史道德与社会道德之间更倾向后者，一旦历史道德所反映的真实性难以为社会道德所接受的时候，权力的介入就成自然而然的事了。而且，毕竟社会道德的标准版在历史时段如某朝、某代是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的。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解释传统资源，如同《礼记·王制》对四种罪行“诛不以听”（不经审判就可处死刑）形成了诛杀“非所宜言”者的历史判例一样，《礼记·中庸》所云“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的原则也成了权力阶层要求历史道德服从政治威权的依据。桓温有权要求孙盛修改记录枋头战役失败的《晋阳秋》，苻坚有权烧毁记录其母亲“作风问题”的原始资料，凡此等等。
　　东晋太和四年（公元369年）夏四月，大司马桓温决定讨伐前燕，率徐、兖、江、豫四州刺史共带五万兵力进抵前燕枋头（今河南浚县）。枋头乃军事要冲，原称枋堰，为曹操当年围攻袁尚于邺而建的军事拦河设施，其地处后被称枋头。前燕深知该地的重要性，一旦丢失，南部门户洞开。于是，赶忙向前秦求援，答以割虎牢（今河南荥阳）以西土地给前秦为出兵代价。前秦答应，计划派两员将领率两万人与前燕组成抗晋联军。九月，前燕先锋一千骑兵与晋军遭遇。先锋官慕容宙挑出二百骑兵挑战晋军，其余分三路埋伏起来。二百骑兵佯败，引诱晋军追击，埋伏的骑兵突出，把晋军杀败。晋军初战失利，士气受挫。稍后，又有几次交战，桓温没能得手。此时，晋军粮食储备殆尽，前秦援军又赶到，桓温决定急速撤军。由于行动仓促，导致秩序混乱。前燕只以八千骑兵追击，就把晋军的士气打没了。加上路上有伏击者，在襄邑（今河南睢县）一交手，桓温就损失了三万人马。溃退到淮城（今安徽毫州）又遭前秦军截止，勉强应付，算逃了一命，收敛散部在山阳（今江苏淮安）驻扎下来。所幸，燕晋联军没再往南追，让桓温有了喘息机会。
　　这种大败对桓温这种名将来说是无法言表的耻辱，更是他取晋而自代计划的意想不到的灾难！他要设法为自己开脱，使把罪责强加给豫州刺史袁真－－他责成袁真凿石门以通水运（运军粮），工程未完，粮食用尽。桓温上奏，要求贬袁为庶人。
　　袁当然不服，因为这是主将布置失当造成的，为了反击桓的霸道，袁不仅在上表中自洗罪名，还揭发了桓的种种罪状。朝廷知道桓早有取而代之的野心，惧于桓的实力，不敢答复袁。袁一气之下将据守的寿春（今安徽寿春）献给前燕，自己也投降了。
　　而整个事件之所以能真实地保留于历史之中，完全在于《晋阳秋》的作者孙盛“多长了一个心眼儿”，早在桓温逼迫之前就抄了两部《晋阳秋》副本交给了在前燕的友人。
　　孙盛是枋头之役的见证人又是历史著作家，他很负责任地记录了整个事件。当年，他是桓温的下属（参军，指挥部的参谋人员）。孙盛的《晋阳秋》（应为《晋春秋》，为避简文帝母亲郑太后乳名“阿春”而改）是一部响当当的“现代史”，作史风格朴实，文笔清晰、雄健，大受读者赞赏，唯有桓温大为不满。写《晋阳秋》时，孙已不再是桓的部下，已升任秘书监另兼给事中（国家出版局长、图书馆长兼皇帝的高级顾问），桓无法直接逼他，希望孙的儿子转话：“枋头之战固然我方失利，但绝不像你父亲孙盛所写的那样惨！如果此书照此流传下去，将会关系到你们家族的存亡。”
　　孙盛的儿子赶忙给桓温赔罪，并保证劝父亲修改《晋阳秋》中关于枋头之役的记录。（这与后来司马光的曾孙与司马光划清界线，在利益本质上何其相似及尔！）
　　孙盛的儿子们也都年纪不小了，头发已经发白，跪下来求老父为全家安全计删改枋头之役一节，但他一字未吐。儿子们瞒着老父，自己动手修改；改定后，让桓温过目，侥幸脱过灭门的大祸。
　　好在孙盛早已洞穿桓温的本性，知其必然要找该书的麻烦，在桓氏实施威胁之前，早将两件抄本寄往前燕属地辽东；后来，东晋孝武帝派人去辽东得到了未篡改的原本。
　　一场权力压迫下的“隐恶扬善”不但没能隐恶，反而更加丑陋。
　　政治名人对“隐恶扬善”的要求不只限重大事件，凡涉到个人、家族行为（风节）的也十分注意，以便维护自己“清白的历史”、“一贯正确的形像”。
　　那位在氐族汉化方面颇有建树的前秦国君（称“大秦天王”）苻坚，也学会汉人隐恶扬善（变种为“为尊者讳”）那一套。苻坚未得势之前，他的身世“很有问题”：母亲苟氏年轻守寡，与一位叫李威的将军互相倾慕，后来才嫁给了苻坚的父亲苻雄；时人认为苻坚乃李威的血脉，原始史料更有苟氏与李威隐秘关系的记载。（从这一点上，也不难理解此前的西汉王章为什么要引羌人杀首子以荡肠的习惯。）
　　苻坚听到过关于她母亲的“作风问题”的传闻（当时在少数民族中，根本就不算个问题），不顾制度规定，亲自调阅起居注和薄记，查到真情。为抹去母亲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也为了自己的荣誉，把原始资料付之一炬。后来的史家，只含糊其词地编了个关于他出生的神话：“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

我有权，你就得往好处写我(2)



　　这个美丽的神话很符合上古帝王出生的模式，如殷祖先契的出生模式－－契的母亲简狄吞了鸟蛋而孕，生了契；又如周的女祖姜原践巨人脚印而妥生了弃（即后稷）；至少符合刘邦的出生模式－－刘邦的母亲在大泽之陂休息作了个梦，梦中遇见神人，刘邦的父亲去寻老婆时，见到蛟龙在自己的女人身上，后来呢，就生了刘邦。不过，在刘邦之后的帝王几乎没人用这个神话模式了。光武帝刘秀则完全凡人化，仅是写相貌不凡外，随后就是他爱种地的癖好；被曹丕（魏文帝）追补为武帝的曹操也没这么个神话般的出生经历，只是说“少机警，有权数，任侠放荡，不治行业”云云。
　　到了帝王很世俗化的年代，苻坚竟然编了个如此动听的神话，只能是自取自羞了！只是他那恶劣的用权力压迫人、让人隐恶扬善的行径，不仅仅是个人作为，而是一种文化遗传、历史惯性。
　　在这方面，苻坚远不如孔融，孔融说：“父母不过是盛我们的罐子，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把我们给倒出来；如果发生饥荒，父亲又平素不象人样（无德性），那就把该给父亲吃的东西救济别人好了。”－－后人考证这个言论是曹操硬给孔融按在头上的，不过，它恰好证明了那个时代不再神化政治人物诞辰的事实。奇怪的是，苻坚在此制造了一次“返祖现象”。
　　孔融被杀算是“非所宜言”的一个案例，他在王章之后，在稽康之前，当然也在被桓温所逼迫的孙盛之前；苻坚强迫别人隐恶扬善的版本，当然也是这一系传承的一个小小闭幕式了。
　　尽管是一场戏的闭幕，但大历史中这样的悲剧、闹剧还不断的重复着。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1)



　　不该说的不说，想说的以另外不说的方法来表现，是一种非常高明的技术性手段。人皆知道曾国藩家书的劝诫与表白的双重作用却不知最初使用这个手段是东汉名将马援，正如人们只知道越匡胤会玩“杯酒释兵权”而不知刘秀才是削兵权的第一高手一样。
　　马援在讨伐交趾（今越南）的前线上，听说自己的侄子马严、马敦爱议论别人，还爱管闲事，就从前线专门差人给二位侄子送信，信中说：
　　我最讨厌议论别人长短、评议国家事务是非的人了！儿孙中有人有这种行为，让我难受，宁愿死，也不想再看到这种现象。我盼你们听到别人的过失就像听到父母的名字，耳朵可以听，但嘴却不能说。我给你举两个人的例子，让你们为学为戒。要学龙述，别学杜保。龙述敦厚谨慎，不说一句不当的话，廉恭节俭，有威严，我很尊敬他。你们学龙述，学不成也只是长进不大，但总不致害了自己。也就是说：成不了大雁充其量是只鸭子。杜保很仗义，把别人的忧愁当成自己的忧愁，把别人的快乐当成自己的快乐，结交了不少人。他父丧之时，远近数郡的朋友全来了。我也敬重他，但希望你们不能跟他学。学他不成，就会堕落为轻浮子弟，就象画虎不成反象狗一样！
　　马援似乎有深刻的预见力。不久，杜保果然犯事了。而且杜保的事情还牵涉到马援的一个政敌，也就是皇帝的女婿梁松（另外还有窦固）。二人被刘秀当面训斥并拿马援戒侄信让二人看。吓得叩头流血，方才得免。
　　梁松的父亲梁统也是刘秀的开国功臣（封成义侯后改高山侯，但不在三十二功臣之列），与马援也是朋友。有一次马援病了，梁松去探望，在病床下拜倒，马援并不答礼。梁松走后，马援的儿子们对他说：“您看，人家是皇上的女婿，公卿以下的大臣没不怕他的。您不答礼不像话呀！”马援却说：“答什么礼？我和他父亲梁统是朋友，他梁松地位虽尊重，却是个晚辈呀！”
　　不仅如此，此前马援还鉴于自己是梁统的朋友即长辈的身份劝梁松（还有窦固）：“人哪，有尊贵的身份也免不了有被命运捉弄混成下贱人的时候。如果你们不愿坠为贱等，一定要常思我言才好。”
　　几个事加在一起让梁松气不过，开始诬陷马援，导致马援死于后，家族受累。但是，在此后，梁松的命运终于让马援言中了：明帝（刘庄）永平四年（公元61年）冬十月，梁松因写匿名信攻讦朝廷而被捕，死于狱中。而在梁统死后的十七年（章帝建初三年，公元78年），马援的冤案得到了彻底的平反，章帝追封马援为忠成侯。
　　马家的失而复得的荣耀与梁家的得不知足导致的耻辱形成了显明的对比。整个案例只告诉人们一句话：“少说话没坏处！”引伸之意：凡居于一家之长者，一定要约束好家人，谨防言论招灾。
　　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是饱读历史的高级官吏，他更从中揣摩透了马援家信的精要，于是更大力地开发起家书系列来。马援写了一封，他曾国藩要一封接一封地写，以致后人可编纂成集。
　　其实，早在曾国藩的杰出表演之前，就有人把“少说话甚至不说话”总结成反义定律，叫“祸从口出”。西晋的大学问家傅立在《口铭》中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该说法被引入北宋的《太平御览》。傅立的这个总结的源文献也来自儒家经典即《易经》。《易经》的＜颐＞卦总说辞的“《象》曰”称：“山下有雷，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意思是说：当山下响起雷声时，就表示养育万物的季节开始了，故卦以颐命名。君子应该学习这种精神，首先从慎言语、节饮食做起。
　　慎言语或者防止祸从口出，在政治层面上表现为避免一种可怕的责任即一言丧邦的后果；在个人层面，它成为纯粹的技术性规避措施，进而发展成自虐狂式的自我钳禁。最突出的例子就是语录体箴言的发展。语录体箴言源于宋、盛于明清，至民国初而不绝。
　　明代吕得胜、吕坤父子主张传播为人处世的道理要从儿童开始，亦即“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他用四言、六言等字数不一的韵语写成《小儿语》，告诫教子们要安分守己，与世无争。在讲究言论表达的技术方面，特别提倡：“与人讲话，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须强说”的投机性原则，也更强调地重复了以言致祸的自《易经》以来的信条－－“当面破人，惹祸最大。”云云。吕得胜的儿子吕坤以语录体的《呻吟语》闻名于世，他继承父志所作《续小儿语》也颇有影响。他坚决反对儿童形成以言论担社会责任的自觉，称为“世情休说透了，世事休说够了”。为了让孩子做一个原子化的个人，他强调“说好话”即不能乱说话。其言有曰：“说好话，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又云：“君子口里没乱道，不是人伦是世教。”等等
　　明代《小窗幽记》（陈继儒）、《菜根谭》（洪应明）、清代《围炉夜话》（王永彬）是士大士们或崇尚他们生活模式的小知识分子们热心推崇的三部代表作，可称为处世奇书或修身养性必读书。三本“奇书”中以陈继儒的《小窗幽记》最有代表性，而且作者也始为才子、历经官场，终弃绝官念、以著述为主。《小窗幽记》计194条语录，粗略统计，有6条劝人少说话的，如“多言者，必无笃实之心”（第36）、“喜传语者，不可与语；好议事者，不可图事”（第113），等。《菜根谭》此比例为360比5，较前者比率低，概因其无官场经历之故，但其论如“养默而后知多言之为躁”（第32）、“口乃心之门，守口不密，泄尽真机；意乃心之足，防意不严，走尽邪蹊。”（第220）等，也表现出了严重的抑郁症或轻微的精神分裂状态。《围炉夜话》作者王永彬，亦无官场经历，但所处时代却是清朝内忧外患之时，其著作184条语录中，反言论者为4，高于洪应明、低于陈继儒，他仍坚称“一言足以召大祸”（第48）云云。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2)



　　从马援到曾国藩一千八百年间，凡想成大事且终究成大事的体制内高官必须把慎言当成一个必要条件，否则不仅成不了事还会危及身家性命。于是乎，在以官为本位制的社会里，要想经过读书而做官就必先学会了怎么说话。从而，成了事的高官的言行准则便成了崇拜对象。曾国藩自蒋介石时代以来就被推崇，也是自然之事。与马援相比，他的大环境更艰难。马援为一个处于上升时期的王朝效力，既便有些闪失，也终能周全；而曾国藩是为一个处于衰败期的王朝服务，尚使发生闪失，那他（及其家族）或许永远没自辩的机会了！因此，他必须如履薄冰地行事，绝对不敢有马援不答梁松之礼的举措。曾的谨慎几乎是处于抑郁症状态，无须自白处也得自白，于是，有了他成批的家书。
　　咸丰八年（1158年）正是湘军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过去的两年中曾国藩的部将胡林翼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武昌、汉阳，合围了九江，且即将攻克。此时，曾国藩的九弟曾国荃趾高气扬，曾国藩在三月内连续两次给九弟写信，力说长傲、多言为“凶德致败”之二端，他于三月初六的信中写道（今译）：
　　自古以来，因不好的品德招致败坏的有两个方面：一是长傲，一是多言。尧帝的儿子丹朱有狂傲与好争论的毛病，此两项归为多言失德。历代名公高官，败家丢命，也多因这两条。我一生比较固执，很高傲，虽不是很多言，但笔下语言也有好争论的倾向。……沅弟你处世恭谨，还算稳妥。但温弟却喜谈笑讥讽……听说他在县城时曾随意嘲讽事物，有怪别人办事不利的意思，应迅速改变过来。
　　曾国藩生怕曾国荃忘了此二戒，在三月十三日的信中又提到力戒长傲、多言。在不了解他性格的人看来，他似有唠叨之嫌，不了解衰败王朝大环境的人也会讥议他虑事太细。然而，这抑郁症般的表达，确实是一种自保的技术性措施。
　　到了清末民初（直至1949年），这种自虐性钳制又演化成了技术性表达意向。总结此前语录箴言的一本选萃格言集叫《增广贤文》。该书风行全国，以至有“读了《增广》会说话”的美誉。
　　该书提供的种种生活准则中，很重的一条仍是“慎言语”原则，如“群居防口，独坐防心”－－提醒人们不要在公众场合发言，即便发言也要措词谨慎；对公众议论的评价作用也持否定态度，称之为“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又如“静坐常思已过，闲谈莫论人非。”之不关心外界的原则。
　　这些经典性教训终于导致了中国社会的原子化生存状态，貌似统一且强大的政府也再也不具备有效的动员机制。所以，整个民族的历史上也就出现了非常奇特的景观：人数很少的小国可以投入较少的兵力，进攻一个所谓的泱泱大国，并且能够取得实效。
　　历观中国近代之败，非败于技术实力，而败于言禁。言禁则人各自保，人各自保则无公义之心，无公义之心则外人入室如入空谷。
　　曾国藩不仅要从马援那里学习成功的例，也要举尧之子丹朱长傲、多言失败的远古例子。在他的分析意义当中，激烈的政治斗争之个人沉浮与言论的关系始终是政治经验的重要来源。
　　在此意义上，曾国藩也变成了政治符号或复数化的群体，这个群体注重分析以往个案，以防止自己重蹈覆辙。
　　北宋时期，早于庆历年间就开始了一场“文化大革命”－－政争与学术搅在一起，中经元丰，而后又及南宋初的绍兴，历时近百年。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前期，发生了著名的乌台诗案，因为案主是苏轼，故案例要有名；过了七年，又发生了蔡确的车盖亭诗案。
　　按粗线条的道德史观来说，苏轼是好人即“正面人物”，蔡确是坏人即“反面人物”，但何以两方面的人物都会因言获罪呢？可见，中国古代言论史上的言论本身既无绝对道德标准可言，查禁或（一时）开放言论的行为更无道德性可言。言论，不过政治斗争的工具，与人类共同良知这样的统一道德没有关系。因此，凡欲成事必时刻提防被人抓住言论的“小辩子”。
　　苏轼当时不怕，以“口业不停诗有债”自嘲，最后毕竟被排挤到边缘。既便是在苏轼生活的年代，早已有了“曾国藩”存在，他们接受历史教训，慎言谨行。作为苏轼的好友文同（即苏轼的表兄弟文与可，诗人兼书法家和画家，以画竹著称）就在苏轼早年出任杭州通判时写诗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吟诗”；晚年苏轼再次被贬也是第三次出任杭州时为讽刺王安石故）时，友人郭功甫又寄诗劝他：“莫向沙边弄明月，夜深无数采珠人。”
　　元丰二年（1079年）的乌台诗台无需历史定论，当时的人都知道是一场政治斗争的借口。他的诗作确有对新政不理解之处，比如对青苗法的批评一首《山村》说：“杖藜衷饭去匆匆，过眼青钱转手空。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大意说：百姓得了青苗钱，立即在城中过度消费。但是，许多诗做并无议政之义，如《秋日牡丹》纯属闲吟：“化工只欲呈新巧，不放闲花得少休”，也被牵强其中。苏轼被从湖州任上逮捕回京，无可奈何之下承认：化工比执政，闲花比小民，讽刺执政者犹民，云云。
　　苏轼被捕后，羁押在御史台，御史台古有乌台之称，此案故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牵涉到一批主要反对宋神宗与王安石改革的政治人物，共计二十二人，其中包括苏辙（轼弟）、司马光、刘挚（日后为朔党领导人）。

站在马援肩膀上的曾国藩(3)



　　蔡确的车盖亭诗案比之苏轼的乌台诗案更加荒唐，几无政治争论可引，而纯属个人发泄不满，抓了蔡的“小辩子”。
　　宗神宗病重期间，蔡确曾揣摩高太后的意思，想搞兄终弟及那一套；更兼太子赵煦年幼，也有实行的可能性。结果，蔡的投机失败了，高太后采取自己听政的办法掌控实权即立了赵煦，并进用司马光、吕公著一批旧臣，施行“元祐更化”，废除了神宗时代的许多法令。蔡为了抵消自己想搞“兄终弟及”模式的负面影响，与邢恕等人散布言论称蔡在策立哲宗即赵煦的定策中有功。
　　这种造势实在是自己过敏，假想别人要整他。（其实，历史上绝大多数政治家都这样的过敏症，而自北宋以来更为强烈）。过敏与假想促使他更进一步地采取行动，开始编造谣言，说高太后又废黜哲宗的意思。高太后闻言十分恼怒，但又碍新政才施给了他一个小小的打击，把蔡贬出朝廷，以观文殿学士的头衔知陈州。最后拿掉学士头衔。
　　从相位跌到地方官，并且其间弟弟也被揭发出了贪污案件，自己的学士头衔也被拿掉，改知安州。心情可想而知。
　　苦闷中，他游览安州（今湖北安陆县）的车盖亭，湖光山色让他一扫心中郁闷，政治过敏症也消失了多半，一气写十首绝句。第二首写道：“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觉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第六首写道：“风摇熟时闻落，雨滴余花亦自得。叶底出巢黄口闹，波间逐队小鱼忙。”
　　诗写的风格与意境绝非一般。
　　旧日的一位私交、今日的公事仇人吴处原抓住了机会，上奏朝廷。指出：第二首之笑不怀好意，“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第六首是讽刺朝廷启用新人，他在这里自吹老资格。一口气下来，还说第八首诬蔑当今太后，比以武则天；第十首是心怀不满，认为朝廷对他处置不公，云云。
　　朝廷里有人供题发挥，一下子开出七十多人的名单，称为“元丰党人”。一场大规模的政治斗争的导火索，重演了乌台诗案的悲剧。
　　吴处原何许人也？
　　此人早年求教过蔡确，让蔡教他作赋。后来，蔡贵至相位，吴要求蔡提拔自己，没想到蔡拒绝了他。于是，私交变成了仇人。蔡知安州时又在政务上摆老资格，把一批本该发给汉阳的徒卒（劳改犯人）扣下不发，而此时吴的职务是知汉阳军（以军划行政区的行政首长）。新仇旧恨一起涌上心头，吴上奏朝廷。
　　他只想打击蔡一个人，万没想到由此引发了一场高层政治地震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1)



　　想法不让人说话即堵嘴的威慑，已经成为中国历代治术的一大奇观。但是，统治者或权力阶层并不总那么自信，有时要下诏（令）求直言，乃至于皇帝本人下罪已诏即自我批评的公开信。
　　一般情况下，都是在危急情况下才这么做；既便不太危急（如外敌入侵、内政出错）状态，也是遇上非常难以处理的事务（如废立储君、解决连年缺粮）等问题。纵观历史，这种操作的收效并不大，倒是出尔反尔的情况很多。出尔反尔不是导致情况往更坏的方向发展，就是导致了受言者与建言者的信任程度下降。
　　北宋末年，民间有一句“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的谑话，讽刺末代帝王在言论问题上出尔反尔的表现。
　　北宋宣和七年（1125年），也是宋徽宗赵佶统治的最后一年，金国的军事攻势一再加强。曾以征辽立了大功而封为广阳郡王的宦官童贯，从太原城一路狂奔，跑到京城。他原本是代表朝廷接收金国给宋朝的割地的，没想到那是一圈套，不但没收到土地，反而受到威胁。金国军事长官粘没喝反而要求以黄河为界划分两国实际边境。没等童贯上报情况，金兵就开始了进攻，先后攻取了朔州（治所在今山西朔县）、代州（治所在今山西代县），并包围太原城。
　　金国人的另一翼攻势也令北宋心惊胆颤，斡离不攻入檀州（治所在今北京密云县）、蓟州（治所在今天津蓟县），北宋守将郭药师献燕山府降金。
　　朝廷上下，一片惊慌。
　　在此之前，名将宇文虚中致信朝廷，批评主帅人选不合格，导致了自取其辱的后果。奏章被权臣扣押。赵佶也知道有这么一道奏章，也懒得过问。等到大难临头，他才假惺惺地和宇文虚中说：“王黼不采用你的建议，才导致今日，你看该怎么办？”宇文虚中假戏真演，逼赵佶下了一道罪已诏，并声明广征天下的直言。
　　“城门闭，言路开”的肥皂剧第一次上演了。但赵佶也有点不愿当这个多事之秋的皇帝了，让位给了儿子赵桓，是为钦宗。倒霉的钦宗上台后，遇见的第一个难题就是怎么处理太学生陈东的上书。
　　陈东上书是合法的，因为皇帝要求天下直言吗！不过，陈东提的建议似乎有些“过头儿”，他要杀人。杀“六贼”。他身后还率领着一批太学生，以给当权者施加压力。
　　在上呈的文章中，他写道：
　　“现在天下之局势好比千钧之重系于一发，何以如此？全由六个奸臣导致！蔡京变乱制度在前，梁师成作恶于内，李彦在西北盘剥百姓，朱勔刻毒招致东南民怨，王黼童贯二人又与辽金两国挑起边境战争。陛下你一定要将这六人斩首于闹市，把他们的首级传示四方，以表朝廷向天下谢罪的决心！”
　　陈东说得也许太激烈了，新皇帝没敢采纳他的建议。靖康元年（1127年）春天，战局稍见缓和，赵桓就更不屑处理去年冬天陈东的上书了，并且对其父所倡导的最后的挽救政策即求直言，还暗中更改：抑制民间上书，递上来也不处理。亡国之君玩了这么一手出尔反尔的把戏。但这也引起了朝臣们的不满。朝廷出尔反尔的行为传到民间，于是谑语“城门闭，言路开；城门开，言路闭”在民间开始流传。
　　但是，赵桓春天的梦还没做完，金国人就开始了新一轮进攻，黄河北岸宋军防线崩溃，黄河南岸守将也望风而逃。金兵用小船渡骑兵，用了五天的时间才渡完，这还不算步兵，步兵还一个没动呢！
　　新上任的皇帝受到了震动，感受到了他爹在朔代二州丢失的震动。他又变了脸，“反尔”之状又反到陈东那一边去了，处理“六贼”中的三个人：王黼流放永州（治所在今湖南零陵市）；李彦赐死，并抄没家产；罢免朱勔全部职务回乡下老家。（王黼最倒霉，未出河南境就被人刺杀了）。
　　在兵逼国危之刻，陈东再次上书，要求重用李纲。这次被痛快地采纳了，李纲被任命为尚书右丞、京城防御史（相当于副部长兼首都卫戍区司令）。迫于时局，在接受陈东任用李纲的建议后的三个月后（六月），赵桓明白无误地下诏，命谏官指陈朝廷得失，
　　赵桓不想效法老皇帝，让天下人都来参与政事，他要搞精英（专业）议政。一切都为时已晚，杀人也止不了灭亡的厄运。（七月杀童贯，九月杀朱勔）。
　　陈东的命运也比童朱二人好不哪里去。在全国人掳走了徽钦二帝后，不到四个月，赵构就把陈东还有平民欧阳澈给杀了。
　　陈东被杀使“出尔反尔”的肥皂剧被推向高潮。
　　赵构于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五月即位，经历了令人头晕目眩的动荡，他想找个间隙，静静脑子。于是召陈东从丹阳到应天府（今南京）议事。陈东来到应天时，正赶上李纲被罢免，于是他上书抗争，赵构没予回答。
　　到止已于理难说了：你请人家来议事，人家到了既不见人也不回话。问题并没到此为止，又一次杀人计划正在酝酿中，逐渐成熟。
　　平民欧阳澈感于时局多艰从抚州（今江西抚州市）步行进京，跪在宫门外，请求皇帝处分有关执政的大臣。如黄善潜。黄认为：如果不处死欧阳澈，还会有更多的人随其请愿，恐生变乱。
　　赵构太怕乱了，他改变了主意：杀欧阳澈，连陈东也带上……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2)



　　出尔反尔，对于一个帝王是小菜一碟，这是传统赋予他的绝对权力，甚至是超道德的意志力。至于后来杀岳飞，那不过是杀陈东的一个小小纪念而已！
　　变乱局面中的帝王出尔反尔，以至杀人，似乎有情可原，因为谁也无法保证乱局中的决策百分之百准确。可是，承平之世的帝王拿什么理由来解释自己的出尔反尔呢？
　　在一般道德规范内，没有任何解释。有的只是他们那超道德的意志力！
　　以明君形像垂于青史的朱元璋仅为一次天文现象，就出尔反尔地杀了进言者，给历史留下了又一段血腥的记忆。
　　洪武九年（1376年）秋闰九月，五星运行失度，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山西平遥的训导（相当于县教育局副局长）应诏上书，主要批评用刑太重，最后也指出给诸藩的建制太大，恐出现汉之七国、晋之诸王的变乱。
　　没想到这一下子触到朱元璋的不快之处，刘基劝他要轻刑省法，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而今天又出来个小小的训导也这样说。他招不住了！再也不顾什么出尔反尔了，下令将叶逮捕，乱棍打死在狱中。史称：“后无敢言者。”－－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于直言谏诤了。
　　“明君拒谏”不仅在朱元璋这样的明君加暴君的人身上出现，既便光武帝刘秀那样处理政务温和、对待公卿贵戚十分体恤的人都在所难免。
　　刘秀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道德水平最高的开国皇帝，几乎是所有帝王中最讲人性的皇帝。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冬天刘秀到章陵（今湖北枣阳）修墓园宗庙，巡视旧宅，与宗亲酣饮。他的几个婶母喝过了量，还是以凡人的眼光看待他：“文叔（刘秀的字）小时候作事谨慎、讲信用，不与外界交往，只知柔和直率而已。没想到竟能成帝王大业？！”话传到刘秀耳朵里，他不但没恼火，反而大笑说：“吾理天下，亦欲柔道行之。”
　　刘秀还是个坚定的和平主义者，史称“自陇蜀平后，非儆急，未尝复言军旅。”太子刘庄曾问他攻战的学问，他回答说：“孔子时代，卫灵公向孔子求教攻战之事，孔子不予回答。战争的学问不是你能学的。”他不仅训诫继承人不要兴战，而且自己更借鉴汉武帝屡征匈奴，空耗国库的教训。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年），讨论与匈奴的关系，刘秀最后决定采取重内政轻外事的政策，他说：“如今国家没有实行善政，灾害不断，百姓惊恐不安，人们自身难保，难道还要到遥远的边塞之外兴事吗？如果消耗国力一半，确能消灭强劲的敌人，未尝不可。但是选择不当的时机，最后受伤害的还是老百姓；于此，就不能兴兵，得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次讨论结果影响是重大且深远的，史称：“自是诸将莫敢言兵事者。”
　　就是这一个明智的君主，对不合自己心意的言论，也会采取过份措施予以打击。在他头去世的前一年－－建武中元元年（公元56年）冬天，决定在全国公布预言性图谶，遭到议朗给事中（专门提建议的官职，相当于国务院参事）桓谭上节反对。指出：
　　凡人总是疏忽目下正常事情，而注重奇异。历观以往君王的行迹，都把仁义道德作为根本，不重荒诞之事。命运这东西连圣人都讲不清，因而从子贡以后，没有人再议此者。现在所谓的儒学大师是懂不了其中的学问的。那些心术不正的小人，自改图谶书籍，冒称是上古传来的。您听信这些人的，就是犯错误呀！
　　刘秀对桓谭的否定性建议十分不悦，因为刘秀就是靠图谶起家的。当初，刘秀起兵时流行着一种《赤伏符》，符上说：“谐不谐，在赤群眉；得不得，在河北”，又有：“刘秀发兵捕不道，卯金修德为天子”。更始帝刘玄势力大张的时候，一度建都长安，派大司马刘秀（更始二年，公元24年）攻略河北，此时童谣兴起，“得不得，在河北”大大鼓舞了刘秀及其所率部将、军兵。后来，刘玄失势无奈投降了赤眉军，又被赤眉军所杀，也应了“谐不谐，在赤眉”的童谣。至于刘秀为天子的谶言几乎就成了白话，天下更归心于刘秀了。
　　刘秀得了天下，对图谶兴趣也不减，直到快死了，还捣鼓。因此，他对桓谭之言的不悦是可想而知的，但他还是有涵养的－－奉行以柔道治天下，故此没对桓谭发怒，似乎等桓谭回心转意。稍后，讨论灵台（天文台）的地址，刘对桓说：“我想以谶语来决定此事。”
　　－－对刘来说，这等于给了桓一个“改正”的机会！
　　－－对于桓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侮辱，“因为我早就反对图谶，您为什么旧事重提？！”
　　于是，一场政治冲突不可避免。桓呆了好一会儿才回答刘的话：“我从来不读谶文！”
　　刘问其故。
　　桓说：“那东西不是儒家经典！”
　　皇帝终于忍无可忍了，以少见的失态（大怒）来指责这位敢于直言的参事：“好呀，你桓谭竟敢诽谤圣人，无法无天。把他给我拖下去，斩首！”
　　桓在性命攸关之时，不再坚持真理，一味地给皇上叩头，叩得血流满面，再加上众臣劝说，皇帝消了怒气。桓的命是保住了，但降级处分是免不了的了：贬为六安（今安徽六安）郡丞（相当于一个地级市的市长助理），一下子从朝臣（正部）贬到地方官（勉强副厅级）。

出尔反尔是至高无上的特权(3)



　　这个打击是难以承受的，况且他桓谭根本就没说错什么－－图谶根本就不是儒家经典吗！怎么成了“诽谤圣贤”呢？不知道是心理难受之故，还是头伤感染（如破伤风），桓谭死在赴任的途中。
　　桓本该接受教训，在那篇建议奏章被冷落之后，就该不说话了。甚至说，连这篇奏章都不该写，因为此前他还上奏过，讨论建立公平统一的司法体系问题，针对的也是用谶文判案的现象。结果是“书奏，不省”－－皇上没搭理他这一套。
　　事实上，刘秀对言论也不是一概反对的，对那些能够迎合他内心需求的貌信忠耿的议论不仅欣然接受，而且还对建议人给予后赏。（－－刘秀是个过日子的皇帝，除了对宗室赏赐较大方外，对臣下则是“酬赏少薄”。此者，已见于史书。）
　　就在处分桓谭的那一年的前三年（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刘秀厚赏了张佚（还有桓荣，与醒谭无血缘关系）。建武二十八年秋天，讨论给太子刘庄选老师的事情。刘秀内心不想让太子的舅舅当选，因为不久前灭亡的西汉就是因为重用外戚才使国祚中断的，出了王莽。但大多数官员还是按老套子说：“太子的舅父阴识可胜任。”
　　博士（相当于社科院有官职如“副部级待遇”的高级专家）张佚脸色凝重地说：“如果为了阴家的利益而立太子，那么可以任命阴识；如果为国家利益，就应选天下贤才。”
　　刘秀暗中高兴，也郑重其事地说：“设师傅的目的在于辅导太子，今天博士能匡正我，何况对太子呢？”于是任命张佚为太子太傅，博士桓荣为少傅，赏赐给他们帷车、马匹。桓荣无形之中升职受赏，高兴不已，召集全体门生，陈列受赐的车马及印信、绶带，鼓励学生们说：“今天所受赏赐，全是靠我对古书的精通，你们也当努力学习，争此殊荣呀！”
　　桓荣确在立太子师一事上虽没直接建议，可他对待皇帝的态度确实比后来的桓谭高明得多。桓谭只知一味抗争，而桓荣却知曲意迎逢。有一次，博士职位出现一个空缺，刘秀打算任用他。他叩头回谢：“我不行，不如我的同学彭闳、皋弘。”刘秀见他谦虚，不仅坚决任命他为博士，还应他的二位同学升为议郎。再后来的故事更说明桓荣确有独到之处。刘秀曾赐给众博士奇果，受赐的人都匆忙把果子揣到怀里，唯有桓荣双手捧接并拜谢。刘秀很高兴，指着桓荣对大家说：“此真儒生也！”

二哥何以幸福(1)



　　家有良田千顷不如薄艺在身
　　从写高俅的发迹史来看，《水浒传》对一些关键人物的历史还是比较忠实的，特别是写高俅，更是剪添得当，使这位“伟人”的跃然纸上。
　　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也由于我们过分抱守历史之思维所致。文学作品毕竟不是历史。
　　史载：高俅生年不详，卒于靖康初（1126年）。市井出身。初为苏轼小史，工笔札，后事枢密都承旨王晋卿。因善蹴鞠，为端王赵佶所宠信，赵佶即位，不次迁拜，二十年间遍三衙，至殿前都指挥使、开府仅同三司，父兄子侄皆贵，而军政废驰。
　　何谓“不次迁拜”，就是不按秩序提拔。用现在的话来说，赵佶“大胆使用优秀的年轻干部”，有点问题也不要紧；再往前三十多年的流行政治术语套，称为“火箭干部”，言外之意直线上升或一步登天。
　　高俅受到苏轼与王晋卿的赏识，说明他还是有些才干的。比如工笔札。就是字写得好，拟个短函什么的也言简意赅。市井出身，没什么学历文凭，又没父祖关系，能在小史的位子上呆住就不错了。但高俅对生活充满了信心，通过在大官僚身边的学习，学得不少办事经验。恐怕这是宋江那样的基层小吏，吴用那类的乡村文人一辈子都学不到的。
　　《水浒传》似乎有意加大高俅的卑微出身与偶得高位的对比度，在第二回说到：
　　且说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一个浮浪破落子弟，姓高，排行第二，自小不成家业，只好刺枪使棒，最是踢得好脚气毬。后来发迹，便将气毬那字去了毛旁，添作立人，便改作姓高名俅。这人吹弹歌舞，刺使棒，相扑顽耍，颇能诗书词赋；若论仁仪礼,　位行忠良，却是不会。只在东京城外帮闲。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每日三瓦两舍，风花雪月，被他父亲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府尹把高俅断了四十脊杖，迭配出界。
　　这个人生挫折，至少说明两点：一，自学成才（如“能诗书词赋），却换不官来，落个帮闲的下等人，也是社会不公；二是，东京城里稍微有点门面的人都不喜欢这类人。
　　聪明的高俅在经挫折后，无心悔改，他看透了——要在社会上混出个人摸人样来，就是投机。《水浒传》也有意增加高俅寻求机会的难度，说先从开赌坊的柳世权处，被介绍到开药铺的董将士家，董将士又将他转介到苏学士苏轼那里去。
　　要是脸皮薄的人，早经不住了，可高俅是个心理素质极好的人，反而在得了董将士的书信后，万分喜悦。书中写道：“高俅大喜，谢了董将士。”
　　用现代成功学术语来说，高俅具备高效成功人士的最基本素质：乐观地看待生活。从开赌坊的闲汉到作大官的学士，他都愿接触。称得上“黑白两道”了！
　　这样的人要没升迁的机会，才怪的呢。人在社会上都要投机，投机作为寻找个人出路的手段也无可厚非。我记得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写过一篇文章，说：在大学里那些没学术成就的人都愿当官，任个系主任、副主任什么，为的是与有学术成就的人找平。
　　高俅虽谈不上肚里锦绣，手中文章，但总比一般的小史（下级文人）有才干，脑子也活络。一句话，绝不穷酸。
　　踢球在当时已经流行了三百多年了，也算一件民族魂宝了。据史书记载，早在黄帝时就有了。较远的考证太繁琐了，只看唐代的情况就知道了。
　　唐朝变化了古代的蹴鞠为蹴球，还设置了进球的网子，接近了现代足球。把一种原为战阵训练的活动，改造成了纯粹的体育活动。
　　宋沿唐制，几无变化。唐代的踢球技巧已经十分精湛。《西游记》的素材取自唐朝僧人取经的史实，虽为鬼怪场景，便生活底蕴却不离唐人真况写踢球时，有拿头、张泛、出墙花、大过海等身段与技法十分贴切。《西游记》中的踢球写得十分精彩，大概较真实地复现了唐代的情形，第七十二回《盘丝洞七情迷本，濯垢泉八戒忘形》写道：“长老没计奈何，也带了几分不是，趋步上桥。又走了几步，只见那茅屋里有一座木香亭子，亭子下又有三个女子在那里踢气球哩。你看那三个女子，比那四个又生得不同。但见那：“飘扬翠袖，摇拽缃裙，飘扬翠袖，低笼着玉笋纤纤；摇拽缃裙半露出金莲窄窄。形容体势十分全，动静脚跟千样踢。拿头过论有高低，张泛送来真又楷。转向踢个出墙花，退步翻成大过海。轻拉一团泥，单枪急对捌。明珠上佛头，实捏手尖。窄转偏会拿，卧鱼将脚歪。平腰折膝蹲，扭项翘跟踢。板凳能喧泛，披肩甚脱洒。绞裆任往来锁项随摇摆。踢的是黄河水倒流，金鱼滩上买。那个错认是头儿，这个转身就打拐。端然捧上臁，周正失来揪。提跟潠草鞋，倒插回头采。退步泛肩妆，钩儿只一歹。版篓下来长，便把夺门揣。踢到美心时，佳人齐喝彩。一个个汗流粉腻透罗裳，兴懒情疏叫方海。”
　　高俅在未发迹之前有的是时间，故练成招招绝活儿也不为怪。
　　《水浒传》第二回写道：
　　也是高俅合当发迹，时运倒来，那个气球腾地起来，端王接不着，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那高俅见气球来了，也是一时的胆量，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端王见了大喜……

二哥何以幸福(2)



　　技艺好不等于人品好
　　按着《水浒传》的思路，端王和高俅这一踢一接就等于把北宋江山玩坏了。此喻未免过分。但是，在另一端却如《圣经》格言所说的那样：“恶人在世上兴起，道德便开始下沉。”
　　高俅当了大官，一下子把品质中不好的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投机、取得成功的渴望，造成了高俅的良好的心理素质，或者说两者互相推进。但再好的心理素质也有它脆弱的地方，一旦这脆弱的地方让权力给放大了，那就有了“丧心病狂，生于极热”的味道了。
　　“别看我是个踢球的出身。而今官位在此，不尊敬是不行的！”——这是二哥的最强烈的潜意识。
　　正如飞来的球改变了二哥的个人命运一样，未到的病员也改变了大宋的命运。
　　王进，王升的儿子。王升正是二哥的仇人。
　　高俅喝道：“这厮！你爷是街市上使花枪棒卖药的，你省的甚么武艺！…”
　　王进受了高俅一番辱骂后，自叹倒霉了：“俺道是什么高殿帅，却是原来东亦帮闲的圆社高二。比先时曾学使棒，被我父亲一棒打翻，三四个月将息，有此之仇。…”
　　二哥幸福地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快感，王进则陷入了恐惧与无奈之中。
　　走吧，只有走这条路子！出走的结果，无意间让一位英雄即史进又添了一身本领。
　　高俅要是只限于报复王升就算了，可他尽还在可能地扩大幸福的范围。让儿子，尽管是过继来的儿子，也过上幸福生活，而且不择手段地达到幸福的目的。
　　这几乎是小人得志的一个统一模式。有了权，谁不让七姑八姨都沾上光？！要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怎么本是道家修练的成语，竟成了官场专用语呢？
　　二哥在《水浒传》中总的来说还不算过分，只是为了儿子的快活，还没把心肝宝贝安排到军政要职去，就让后来有眼光的“看官”很认可了。不知施罗二人为什么不涉及高俅安排亲信任要职的事情，而只写了这么个“小错误”。
　　也许还挺同情这位穷人出身的太尉吧！
　　其实，那时考试制度不健全，完全可以设立个“管理干部学校（院）”，让无法通过正式考试考上的能人通过在职培训或带薪上学，获得学历。像高球这么聪明的人，别说进管理干部学院了，就是拿个在职硕士、博士的也不成问题。
　　《水浒传》写到高俅一定替儿子谋林冲的娘子，让人有点不可理喻。但细细想来，施罗二人省了写高俅安排三亲六故的笔墨，用到陷害林冲上去，也颇有道理。
　　高俅一直在幸福的成功感里顺顺美美地生活。对于他来说，除了皇上的位子不敢想外，其它的都小菜一碟。
　　不过，“丧心病狂，生于极热”。高俅的幸福感的维持成本，不仅是牺牲了林冲的家庭、仕途还牺牲了林冲的朋友陆谦，使得陆谦先是不顾交情地去下套，而后终在私事公办的过程中丢了牲命。要是轮到现在，陆谦追悼会的掉词也难写了。说他坚决执行命令，和歹徒英勇博斗，以身殉职吧，不太合适，毕竟他办得是高太尉的私事。说他一切为了上级或同事吧，又设法说实情。
　　陆谦确是个冤死的无奈鬼。整个《水浒传》没比这个人再冤的了！
　　起初（第七回），林冲一怒之下，“把陆虞侯家打得粉碎”。到第十回（）时，林冲先杀差拔（戳倒，最后又补了一刀），再杀富安，最后才杀陆谦。毕竟陆谦心中有愧，在差拔被杀之后，在富安被杀之前叫了声饶命。到最后林中抓住陆谦活口时，两人还一来一往地对了话。
　　杀了陆谦还不解恨，竟把心肝掏了出来。
　　此恨何由？全是二哥一人追求幸福感造成的。
　　整个《水浒传》大大小小人物无一不陷入无奈之中，无奈之重又陷入不幸，惟有二哥高俅幸福地生活着。他落到梁山好汉手的时候，也不是陆谦落到林冲手里的下场。
　　陆谦真可悲！二哥真幸福！！
　　做贼与做官的辩证法
　　高俅对朝廷招安政策，一直持反对意见。但朝廷迫于辽兵加境，有意安定国内，便选取了招安之策。在殿前太尉陈宗善奉诏往梁山之前，高俅登门拜访，说了招安不成，立即加兵的策略。
　　第一次招安因朝廷言词不周与李逵的大闹而告终，高俅来了动武的机会。在童贯兵败后，他出征了。三次交战，三次残败，最后被捉上山去。此前已有释放高级俘虏的先例，高俅自忖不至于死。虽有林冲、杨志两位直接受害者的怒目而视，他也惧怕了一些，但终归是小人得志的品质底子，喝醉了，要露一手相扑。《水浒传》第八十回，写道：
　　高太尉大醉，酒后不觉失言，疏狂放荡，便道：“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天下无对。”卢俊义却也醉了，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便指着燕青道：“我这个兄弟，也会相扑…”
　　结果当然是高俅败了。但此中有一点，含义精妙，既便身为败将，也不会有什么深恼重羞，不亏他那二哥的本质——“幸福地生活着。”与梁山那些同为闲汉出身却充满正义的草莽英雄比，高俅既无职业道德感也无社会正义感。在《水浒传》描写的那个社会里，非不如此，就过不上幸福生活，就会陷入无奈与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