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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今昔对比看医疗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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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05-18 19:49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今昔对比看医疗


xuhong  @  乌有之乡


1970年我16岁那年,初中肄业。春天,大队派我到市里参加为期半年的赤脚医生培训班。此前的1968年,我们村实行了合作医疗,办起了卫生所,聘请外面一位退了休的老中医“坐堂”,另有本村一位50多岁稍懂医学常识的社员打下手。10月,学习期满后我回到村里,工作队决定让我去村里卫生所。没有考试,不用任命,也不须哪个部门认可,更不兴这证那证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其实,村里有一名几年前毕业于某县卫校的崔姓医生,家庭出身不好,在政治标准第一的年代里,他是不符合去卫生所的条件的。由于其医术不错,大队允许他在工余时间为群众看病,每年给他一定的工分补助。

可我毕竟才学习了半年啊,除了学会了肌肉注射和简单的针灸、拔火罐外,其余什么也没有具体操作过。我第一次行医是这样的。一天,一位社员用手捂着半个脸找到我,嘴里不停地呻吟着,说是牙痛不止。我见状,取出针灸包,在他手上的合谷穴和脚上的内庭穴各扎了一根银针,捻了几下,病人有了酸麻账的感觉后留针几分钟。隔了一会儿他说:“不疼了,不疼了。”说实话,我还是在医院实习时,在医生的指导下扎过针,一个人单独扎,这还是第一次,顶事不顶事,心里根本没有底,只好硬着头皮试试呗,没想到还真起了作用。那位社员夸奖了我一番,高高兴兴走了。我大受鼓舞,从此胆子大了,自信心也有了,群众有个头疼脑热,需要吃药打针时,也敢尝试着动手给他们治疗了。

村卫生所的条件比较简陋,一架卖中草药的抽屉药柜,一个放中成药和西药瓶子的平柜,医疗器具仅一套从2、5、10毫升、到50、100毫升的注射器。那时人们生了病,并不像现在这样大病小病动辄打吊针,除非万不得已。如伤风感冒,轻者服几个解热止疼片,捂上棉被痛快淋漓发一场透汗,再喝一副民间土偏方,即由荆芥、苍耳、薄荷、葱胡、生姜、炒醋曲、草麦、黑小豆,烧萝卜片煎剂,很快便会痊愈。这些药,像葱胡、生姜、炒醋曲,家家户户都有,而荆芥、苍耳、薄荷等草药,地头岸边随处可见。重者,肌肉注射几针安乃近、白尔定或者青霉素也就没事了。一般的感冒,也就是花几分钱、几毛钱,顶多几块钱而已。

刚到卫生所那阵,除为群众治疗一些小病小灾、疮疡肿疼外,就是为村里患者上门服务。一些生病不能出门的患者需要上门治疗;小孩和老人患病需要上门治疗;有几位肺结核重病患者亦需要上门治疗。那时村里患老年性慢性支气管炎的人特别多,大抵是生活条件差,有了病得不到及时治疗,转为慢性所致。尤其到了冬天,便咳嗽不止,呼吸困难,不能出门。于是我就每天两趟上门给他们打针,无论刮风下雨,天天如此,年年如此。

我开始对医学有了浓厚兴趣。当时医学读物奇缺。到了1972年,陆续有新医书出版。我先后买来了《汤头歌曲》、《医学传心录》、《药性赋》、《针灸学》、《内科学》等医书。一套再版的1961年编写的高等学校中医教材,将近20本全部买下了。就这样一边工作,一边刻苦自学。

通过在实践中不断学习摸索,我有了很大进步。一些常用的西药基本掌握了其使用方法和禁忌,可以识别200多种中草药,熟记其药性,能背诵上百种中药的汤头方剂。拿到一个中医处方,能准确地知道其治疗何种疾病,以及每味药物的用途,实际动手能力也逐步得到提高。有一件事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一个40多岁的妇女,患肝癌晚期,产生腹水。第一次去她家时,只见昏暗的灯光下,病人斜靠在垒起的被子前,面目憔悴,呼吸困难,坐卧不宁,腹部滚圆,肚皮胀得明溜溜的。崔医生用100毫升的注射器连给她抽去七、八管的黄色腹水,她顿时感到轻松了,也可以平卧了。可是,没过几天,她的腹部又膨胀起来,恰好崔医生有事来不了,她的家人无奈,叫去了我。病人见我就像见到了救星,乞求道:“快给我抽抽吧。”可是我心里直发怵,因为我从来没有抽过腹水啊,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只好再三推辞。病人痛苦万状,在床上不停地呻吟着,双手扶着膨胀的肚子,扭曲的脸令人不忍卒睹。此时只听她说:“抽吧孩儿,死了不怨你。”家属也给我宽心道:“不怕,出了事,我们全家都不向外说。”我的心既感动又难过,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于是学着崔医生的操作方法,取过注射器,慢慢将针头刺进他的右腹部,腹水进了注射器。成功了,我长长出了一口气,一连抽了七、八管,病人的腹部慢慢缩了下去,痛苦当即减轻。晚饭时,她家人执意留下我吃了饭才走。有了这一次,病人更加信任我了,往后一段时间里,我一连几次为他抽腹水,直到她生命终结。

一种病常常有不止一种治疗方法,农民经济困难,他们最希望的是花钱既少效果又好的治疗方法。在具体工作中,我也是时刻本着这个前提为人治病。一个两岁的小女孩,拉肚子,又吃抗菌素,又吃抗生素,都不见效,其母亲让我给看。我认为是肠道吸收功能不好所致,就用炒山药三钱、炒苍术一钱、鸡中金一钱焙干,研成末口服,没想到服了2次便止住了泻。女孩的母亲高兴了,我也颇有成就感,把该方子牢牢地记在了心里。还有一个邻居的男孩患小儿支气管炎,不停地咳嗽,喉中哧哧有声,这是呼吸道有粘痰不畅的缘故。如果给孩子注射青霉素、链霉素,或者输液治疗未尝不可,但这势必要多花钱。于是,我用浮海石、冬虫夏草、川贝母、麦冬等中药令其水煎服,服了一剂便好了,花了也就是几毛钱。这个方子是我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屡试屡效,一直保存至今。

村卫生所购药渠道一般是到市里指定的药材公司去批发,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里,各种中西药品十分紧缺,上面规定一个月只准购一次药。由于药源不足,中药处方很少有抓全的。一些常用药如青霉素、链霉素、50%的葡萄糖针剂,四环素片剂等远远难以满足病人需要。为了保证药源,我们每月一次到市里进货雷打不动。村里距市里50华里,交通工具主要是自行车,将装着药物的两个麻袋往后衣架上一放就驮回来了。药品无法满足需要,我们尽量做到公平,除急需者外,凡使用的患者总要照顾到。同时还不能用光分净。村里有个妇女患心脏病,常常夜半发作,发病时必须静脉注射葡萄糖。为此,卫生所从来不敢断了。她多次发病,由于用药及时,多次转危为安。

号称赤脚医生,但在工作中却什么也干,很难分得清。比如,接种牛痘、打破伤风、白喉、百日咳等预防针、发小儿麻痹糖丸,甚至为猪打预防针,都是卫生所的事。我还参加过一次为期一个星期的兽医培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抢救一匹农药中毒的牲畜的事。那是1972年的春天的一个下午,第二队的一位社员慌慌张张牵着一匹马来卫生所。 原来是他在播种时没注意让马偷吃了一口谷种,种子是拌了剧毒农药“1605”的,问我有什么办法没有。他由于过度紧张,说话都结巴了。果然,几分钟后,那马浑身大汗淋漓,口吐白沫,四蹄乱蹬,渐渐有些站立不住了。这时,公社兽医站的兽医也来了,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却没有治疗牲畜农药中毒的药物。

我心里却有数。因为就在不久前,我到市里购药,开票员问我:“有《解磷定》针剂要不要?新药,治有机磷农药中毒的。”我一看价格不贵,心想老百姓经常和农药打交道,随便要几盒吧,如果有个万一情况也好办。没想果然派上了用场。我当即把已经预备好的《解磷定》给了兽医,他们喜出望外,立即给牲口静脉灌注。几盒药全部用完,两个小时过去了,那匹马终于转危为安。这在当时算是村里的一件大事,我也因此受到了大队的表扬。

几年的学习锻炼,我和全村群众相处得十分融洽。我年龄小,腿脚勤快,为人热情,爱好钻研,进步很快,年年被评为先进生产(工作)者。当时,一个强壮劳力每年可挣400个工(劳动日)。大队每年评议时,要给我记300个工,属于高工分。

1973年,国家实行工农兵推荐上大学。因为文革影响,我失去了许多学习的机会。新的教育政策点燃了我上大学的欲望。在大队的推荐下,我如愿以偿。本来,我的理想是继续做一名医生,因为分配的专业限制,理想没有实现,改行到省城一家学校改学工科,这一年,我20岁,从此告别了从事了4年的赤脚医生岗位。

我离开4年后,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革。1980年,随着人民公社的解散,农村土地实行承包经营,恢复了建国初期一家一户的生产经营方式,“大队”这个存在了多年的集体单位正式消亡,村卫生所从此失去依托,步履维艰,再也难以为继。这时,前面提到的那个崔医生已经没有了政治标准的束缚,在家里办起了私人诊所,后来村委又让他接管了大队卫生所,实行承包经营,村委给予他一定的补贴。经营不到一年,最终关门大吉。卫生所的用具,包括药柜、医疗器具、剩余的药品等全部迁到崔的家里,打下手的人员也换成了他的家人。至此,从1968年起,开办了15年的村卫生所彻底变成了私人诊所,一直到今天。

当赤脚医生,是我一生最值得珍视的一段美好时光,永远镌刻在了我青春时代的生命座标上,至今回想起来犹如昨日,成为一生中最难以忘怀的记忆。再看看今天,有感于早些年医疗改革的彻底失败,人民群众重新回到了解放前国民党时期看不起病的悲惨境地,心里就很不是滋味。当年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到了三座大山,可是一个早上,新三座大山又沉重地压到了群众头上。前年,妻子因肠息肉住进了当地“赵雪芳医院”即全国百姓放心医院。 记得进医院那阵,看见医生那怪怪的目光,心里就不寒而栗。我揣度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好啊,又一块肥肉送上门了。本来他们应该被称以白衣战士的光荣称号的,可是我却不由自主把他们和屠宰场的屠夫联系了起来。果不其然,宰人没商量!一个很简单的激光手术,住院7天,就花去5000元。看看普通患者,哪个进医院不时战战兢兢的,哪怕伤风感冒,只要你踏进医院大门,就得被剥一层皮。重复收费,开大处方,小病大治,已经成为医院敛财的手段。最应该讲人道的地方,成为最残忍的嗜血魔窟。不可否认,如今医疗技术先进了,可是群众并没有感受到新技术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反而花钱更多了,病治好了,心理、家庭却受到更大的伤害,背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春秋传》云:“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士贪,士贪则俗人盗。”医院黑,能仅仅怪医生吗?在举国争利的污浊环境里,医院能独独成为净土吗? 追根溯源,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丢了。面对这样一个物欲横流世道,非常怀念 30年前的火红年代。那时人们虽然贫穷,生活虽然清苦,物质虽然匮乏,但置身于充满温情,充满公平的氛围里,精神非常充实,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不知道什么是痛苦,只知道忘我工作,诚实劳动。所以说,如今人们端起碗吃饭(不能叫吃肉了,据我所知,现在许多人吃不起肉了),放下碗骂娘不足为怪。

所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成就大小,不能看局部、个别,要看全体,要综合看,要全面看。我们不是天天强调要实事求是吗,咋见的形而上学猖獗,看问题绝对化,这30年好得不得了,前30年好像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须知,慈禧太后活到今天也要上网。我相信,如果毛主席继续领导,该有的统统会有。 有家著名媒体把30年前穿的衣服作为那时落后的见证,真是可笑之至,愚蠢之极,去蛊惑三岁孩子吧! 总而言之,如今的世道,是少数官僚资本家、权贵、既得利益集团的天堂,是失去主人翁地位的普通工人、农民、失业大学生、小业主的地狱。所谓盛世,与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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