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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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文景之治

实际上还有一个原因，则是吴国处于长江下游，煎矿得铜，煮水为盐，吴王即利用
这商业的财富，减轻并替代人民的赋税，因之得民心。他又收容人才，接纳各地“豪
杰”。根据当日的观念，造反不一定要有存心叛变的证据，只要有叛变的能力也可以算
数。所以御史大夫（皇帝的机要秘书长）晁错就说：“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反
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已指出一个地方政治经济和法制因素不能任之自由发展
的道理。

果然因削藩一事吴王刘濞反，其他楚，赵，济南，留川，胶东，胶西也反，以诛晁错
为名。景帝起先倚错为先朝重臣图吴，这时又受袁盎之计杀错。晁错奉皇帝之召议事，
他穿朝衣晋谒，不料被骗，临头碰上一个离间君臣大逆不道的罪名被车载东市而斩首。
这样七王就失去了称兵所凭藉的理由。

七国的叛变，也因先朝宿将周亚夫的指挥得当，不出三月而事平，七王皆死，首事者
妻子入宫为奴。又１１年景帝又以条侯太尉周亚夫“此央央非少主臣也”，也就是看出
他经常带有一高兴和不服气的态度，很难在继位皇帝下做社稷之臣的样子，找着细故将
他下狱死。这时汉朝同姓子弟的王国，或国除改为郡县，或被分裂为小王国，其官僚亦
由朝廷遣派，一到汉武帝初年，残存的王国更有名无实，汉朝实际已恢复秦朝全面郡县
的体制。司马迁作〈景帝纪〉时，注重刘启一朝，为“安危之机”。只有班彪班固父子
作《汉书》时才强调文帝“宽忍”，景帝“遵业”。又提出“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的
歌颂。

中国官僚制度之下，皇帝是一切争端和是非的最高裁判者，即使对付技术问题，也必
予以道德名义。很多事情其解决办法又要迅速确断，因此通常惨酷少恩。汉朝的皇帝
中，只有第七位宣帝刘询对此情节了解最深，而且直言不讳。他的太子见他因大臣稍出
不逊之辞，即将他们处死作诤谏，宣帝即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奈何纯任德教！”并且叹说：“乱我家者，必太子也！”

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历史资料，不仅是“真人实事”，里面经常有很多牵涉入了有待
我们重新考虑的情节。我们读史，尤其要注意古今环境之不同，及我们的立场与作者立
场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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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汉武帝


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而且一提到汉武帝，又离不开“好大喜
功”的评价。今天我们看他的纪录，不能否定他是一个特出的人物；但他的功业，仍要
在长期的历史上评判。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他所开创的局面，后人无法继续。所以我们
读他的传记，一定要上与“文景之治”相陪联袂，而下面“从霍光到王莽”，更与他一
生有不可分离的关系。

汉武帝刘彻，出身离奇。他的母亲王氏进宫前已婚，曾嫁作金家妇，生有一女。她的
母亲亦即是未来皇帝的外祖母，强将她从金家夺回，进与皇太子，是为景帝。刘彻生于
公元前１５６年，至１４１年登基，实足年龄当不过１５岁。兹后他在位５４年，在中
国历史上两千多年来是享国最长的君主。这纪录直到１８世纪才为清朝的康熙打破。

从各种资料看来，刘彻的胆子大，也富有想象力，如他常化装微行，几遇不测。他打
算进攻西南夷，就在长安附近凿地作“昆明池”，以便习练水军。在其他范围之内他也
不拘形迹。例如他母亲曾再婚，又有金氏女，人家都隐匿不敢提及，他听到此事，就公
然亲自寻访他的半姊，并赐她名号田宅。他的皇后卫子夫曾为歌伎，他宠爱的李夫人，
曾为娼女。汉武帝也不是一介蛮夫，没有文华辞藻的雅致。他的宫廷里，既有正派的儒
生如董仲舒，也有恢谐人物如东方朔，更有名士如司马相如。我们再看他悼李夫人的赋
（班固称武帝自作），“秋气潜以凄泪兮，桂枝落而销亡”。而且他又似乎看见李夫人
的形影，作诗：“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姗姗来迟！”则又可以想象他不是没有情
感的人物。

刘彻未曾在战场里实际指挥作战，但是每有重要战事的部署，今人所谓“战斗序列”
的安排都是由他自己作主。而且他也知人善用。卫青是卫子夫的弟弟，霍去病又是卫青
的侄子，都以外戚创立不世军功。霍光与霍去病为异母兄弟，兹后更成为汉朝宫廷里的
中枢人物。只有李夫人之兄李广利被任为贰师将军，作战不利降于匈奴才算是武帝任人
的最大失策。武帝对待臣属，也视人而定。他可以在厕所里见大将军卫青，也可以平常
燕居的服装接见大臣，只有右内史（助理机要秘书）汲暗老是据事直言，皇帝偏偏怕
他，非戴冠整容，否则宁退避帐中，不去见他。后来因淮阳地方难治，召拜汲暗为太
守，汲暗辞不肯就，皇帝就说：“顾淮阳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他
也就知道仅以此直言忠臣的名气，就不须特别振作，也可以把这地方处理得很好。后来
汲暗在淮阳１０年，死在任所。

可是汉武帝也有一般专制魔王的毛病。他一巡视各地区，当地太守或因供应不周，或
因境内配置不如法，纷纷避罪自杀。到他在位后期，朝中也为恐怖政治所笼罩。亲信的
大臣如丞相及御史大夫也因小事互相倾轧，失败的只能以身死解脱。皇帝自身即相信神
仙，亟求长生不死。他偶一卧病，就相信有人以巫蛊害他。“蛊”音古，以三个虫字摆
在一个“皿”字之上，乃是根据民间传说，巫者将毒虫毒蛇，放在一个器皿之中，让它
们互相吞并淘汰，最后一个硕果仅存的怪物，是为蛊。巫者即操纵着这精灵，用咒诅符
录削制木人埋蛊地下诸等方式谋害敌对。公元前９１年，刘彻生病，左右传说宫中有巫
蛊牵涉皇后及太子刘据。原来武帝严刑峻法，太子仁慈，常有平反。执法大臣深怕刘据
一日嗣位，对他们不利。而水衡都尉（管宫殿附近林园）江充，又是“直指绣衣使者”
（特务头目）更加离间。刘彻在别宫养病，即皇后皇太子请问皇帝，也不得达。皇太子
忿怒之余擒住江充将他处死，于是长安纷称太子谋反。因之两方都召集军队，保皇党与
皇太子党在京城大战五日，“死者数万”。结果皇太子兵败自杀，皇后卫子夫也自杀，
卫青则已前死。武帝后来悔悟，建“思子宫”，又作“归来望思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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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汉武帝

四年之后，武帝临危，才立一个８岁孩子刘弗陵为太子，是为昭帝，而皇帝也将太子
的亲母弋夫人赐死，其原因是“往古国家所以乱由主少母壮也”。而霍光等即被托“行
周公之事”。

为什么一个如此精明强干万机独断的君主，到处置立嗣继统的时候，如此愚暗而没有
主张？甚至父子以兵戈相见，贻祸军民？这断不是刘彻和刘据两从间单独的问题，而与
武帝所一手布置的西汉帝国有关。

武帝刘彻承文景之后，继续中央集权。公元前１２７年饬诸侯推恩分子弟邑，令各条
上。１２２年又由削藩引起淮南王和江都王反叛，削平之后，“列侯豪杰死数万”。公
元前１１２年又因诸侯供奉皇室的酬金成色不合及不如额，夺爵者１０６人。自高祖以
来封侯者至此罢免殆尽。而武帝用桑弘羊，东郭咸阳，孔仅理财，不能被我们轻率地视
作“商人参政”。他们并没有利用商业组织及商人资本去增进政府的功能，也没有利用
政府威权去扶助商业之发展，以便扩大兹后的财源。而鹿币算缗平准均输等无一不是临
时筹款的办法，用作军需的消耗。这样一来，皇帝高高在上统制约五千万到六千万的人
民，当中没有一个有效的中层机构或根据地方沿革，或倚赖经济利害，作上下间的枢
纽。即太守刺史也无非皇帝的代表，各地选举孝廉，也仍只能承奉中枢的意旨，因此皇
帝的作为，更只能扩充及保障自身的权威。这种情形，表现着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一个
最大弱点。

钱穆曾说：“中央恭俭无为之治，不能再掩塞社会各方之活气。”汉武的办法，那是
利用一种运动，代替组织之不足。如果各地参差不齐，又无法扶植他们作不均衡的发
展，则全面动员，经常活动，也可以算作一种出路。有人就说他“鹰击为治”。他自己
也曾对卫青说：“一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等如今人所谓“将问题外界化”。

只是汉武平定南越，进兵朝鲜，加兵于西南夷，用张骞通西域，凡是本于历史地理上
中国传统威力能及之处，都已到达，或已超过。而他八次攻匈奴，也已用尽人武部兵
力。游牧民族与汉民族作战，有中国不能企及之处，在于他们平时战时，都是骑兵，无
须动员。他们进攻或剽窃，经常获得战果。中国之征匈奴，有如御史成进所云，“从之
如搏影”。公元前１１９年刘彻之攻匈奴，可算是汉军一大胜利，但是如时人所说，
“千里负担馈馕，率十余钟致一石”。以致出塞官私马１４万匹，辎重不计，入塞不满
３万。到武帝末年，“兵革数动，民多买复，及五大夫，千夫，征发之士益鲜”。也就
是很多百姓早已出钱免役，到征兵时连下级军官军士级以下的人员都不容易凑数了。

武帝的力量全靠这对内中央集权对外经常征伐支持。他治下之道不拾遗，乃是在严格
捕盗法令下，一次株连几百人以至近千人的威势下逼成，如此已半个世纪。一到他的运
动发生困难，他的组织上的弱点也容易给人看穿。在这时候发生继承问题，不仅他自己
感到为难，他的臣下左右，也都在私下窃议自身祸福。迷信与误会，以及刘彻刘据个性
之不同，再加以官僚间动辄人事僵化的趋向，只更助成其家庭悲剧。

然则中国政治上的初期早熟，不待经济与法制的组织力量之展开，已如前述。汉武帝
登极之三年，即公元前１３８年，“河水溢于平原，大饥，人相食”的事实，已出现于
官方纪录。也就是表现着自然的力量无可推避，因治水与救荒，中国即须组织大帝国对
付，武帝本纪内也常有忧水患忧灾荒的叙述。而北方绵亘两千多里的国防线与“１５英
寸雨量线”吻合。线之西北，经年雨量不及１５英寸，无法经营农业，只是游牧民族出
入之处，这威胁也强迫中国统一对付。刘彻用卫青霍去病“度幕”（贯穿沙漠地带），
不失为军事史上的壮举，只是他想消灭匈奴的希望，却无法实现。兹后１５英寸雨量线
间两方的厮杀，还要继续约２０００年，直到康熙帝以新式火炮打败噶尔丹迫他自杀，
才解除了游牧民族骑兵的优势，可见得历史并非全是人为，我们２２００年后叙及秦皇
汉武更无法忽视天候地理因素之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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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从霍光到王莽


霍光于公元前８７年受汉武帝遗命以大将军的身分辅助８岁的昭帝，事昭帝１３年。
昭帝无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继位，不出一月，因他“昏乱”，夺去他的皇帝玺绶，另
迎武帝曾孙刘询登极，是为宣帝。再６年而霍光去世，事在公元前６８年。

王莽于公元前一年为大司马（根据习惯至此已有摄政王的声望），也因为哀帝无嗣，
迎中山王９岁儿子刘街为嗣，是为平帝。他在位５年，相传为王莽毒死。兹后王莽又立
了一个两岁孩子孺子婴继位，他自己以大司马的身分进为安汉公，先“居摄”，次为
“假皇帝”，至公元９年以“新”代“汉”，“即真天子位”。他篡位之后也做了１４
年多的皇帝，于公元２３年为民兵所杀。

他们两人间相去约七八十年。传统历史家把霍光比作伊尹周公。他受命时，已“出入
禁闼二十余年，出则奉车，入侍左右，小心谨慎，未尝有过，为人沈静详审”。王莽则
像貌类禽兽，“侈口厥逊，露眼赤精，大声而嘶”。他起先谦恭下士，后来以丹书符
契，证明他天授践祚。到他登极时，又亲执孺子之物而泣曰：“昔周公摄位，终得复子
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

总而言之，这两人一真一假，传统的作史者，务必要强调他们间的差别，以作后人殷
鉴。今日我们读史，就算承认其间的真伪，已不是重点之所在，以现在的眼光看来，从
霍光到王莽，即是西汉后半期自武帝后一百年不到的时间内，中央政权已无从合理化。

这时间有皇帝６人，即昭帝刘弗陵，宣帝刘询，元帝刘爽，成帝刘骜，哀帝刘欣与平
帝刘街。他们御宇的期间，综合不算过短。其中宣帝在位２５年，元帝在位１６年，成
帝也在位２６年，而他们三人又是父子孙一脉相承，如果他们要创立一种制度，当然有
充分的时间。

然而，因为中国在公元前统一为政治上的初期早熟，既无各地确实统计数字，也不能
区划中央与地方的权限。在囫囵情形之下，凡事靠在位者及摄政者随时摆布。真理总是
由上至下，施政的名义为道德，执法时只有至善与极恶，其生杀予夺，只引起朝中官员
不安。恰巧昭，成，哀平都无嗣，又要在皇室支裔里找继承人。每次人选二三十人，或
多至四五十人，又不照出生顺序选长，通常取幼辈以便于操纵，这样就增加女主的重
要。汉朝皇后平日无实权，也任皇帝弃废。只是皇帝一死，皇后成为皇太后，收玺绶，
对择嗣有决定性的影响。这一安排，就更使外戚的地位突显。

霍光也是外戚，他与武帝卫皇后家里过去的情形不说，武帝之后又有新关系，恰巧他
的儿女又多，他与夫人显共有七女一男。霍光与金日弹及上官桀同受武帝托孤，乃以二
人分嫁金之子金赏及上官之子上官安。金日弹不久病死，不涉及下述纠葛。上官安及霍
光之女生女才６岁，即立为昭帝的皇后。她１６岁成为皇太后，以后霍光的废立由这外
甥女上官皇太后出面作主。

事情还不止如此简单。公元前８０年，也还是昭帝时代，上官桀，上官安及御史大夫
（机要秘书长）桑弘羊被告阴谋废昭帝而迎燕王刘旦为帝，各人都以谋反判死刑，燕王
自杀，霍光才成为朝中唯一首要，“威震海内”。《汉书》说：“昭帝既冠，遂委任
光，迄十三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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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从霍光到王莽

可是公元前８１年，也就是上官家谋反的前一年，昭帝朝中由各地选举之“贤良”及
“文学”和政府官员辩论盐铁专利及最近颁布的沽酒公卖是否应当继续。其纪录即为有
名的《盐铁论》。单从这文件看来，我们也可以想象霍光做为独裁者的地位，并不十分
巩固。就当时制度而言，除非环境逼迫，他断难有兴致将已行政策，招集大批事不干己
的书生评论。事实上贤良和文学虽想废除政府专卖，但争辩时却不着实际的憧憬于一种
泛称“教化”的政治哲学，政府方面除桑弘羊外，还有丞相田千秋，他们均能缕举实情
反驳。结果只将沽酒公卖停止，盐铁仍由政府专利。《汉书．食货志》就针对此事说：
“弘羊自以为国兴大利，伐其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遂与上官桀等谋
反，诛灭。”

所以谋反的真相无法证实，其背景则是昭帝时代，霍光权势还未十分肯定的时候，有
赖桑弘羊“舌战群儒”的替他维持盐铁专利，但又不愿和他分权，才又因事牵涉到上官
一家，其目的在继续巩固他独头政治的力量，已有端倪。

昭帝既没，昌邑王召后被废，霍光才立宣帝。这时候皇后人选又成了问题，群臣有意
霍光之少女霍成君，但是宣帝已有许平君，并已生子即未来之元帝，在他坚持之下许后
得立，其后霍夫人显，也不与霍光商量，径遣人入宫以药鸩杀许后，这样霍成君才继之
为皇后。如是又４年，直到公元前６６年，时霍光已逝世２年，霍家鸩杀许后的情节才
被暴露，起先皇帝的态度改变，接着霍家人事也更动，诸女婿的执兵权者一一他派。霍
光之子霍禹知道旧事必被追究，想要造反未遂，密报已达御前，于是皇后被废，霍夫人
显以下及诸婿，又霍去病（霍光异母兄）之后人等除自杀外都以大逆罪处死。霍家二十
年来的声势宣赫，至此和他们相连坐被诛灭的数十家。

传统的史料里有很多类此的资料，我们对当中纷乱的情形还难能溯本归源的看得清
楚，更无法确切判断其间是非真伪。然则皇座前后左右的暧昧游离，只是暴露寡头政治
的弱点。也不一定是当事人的旨趣所在。霍光未曾统兵作战，但是他为大将军，儿子亲
戚都拥重兵，拱卫朝廷。昭帝对他“虚己敛容”。宣帝则因“大将军光从骖乘，上内严
惮之，若有芒刺在背”。《汉书》引茂陵徐福说：“霍氏秉权日久，害之者多矣”。这
“害”字乃是指以他为害，亦即是痛恨他们的人多极了。

宣帝实际控制大权之后，减赋税，降低盐价，增加下级官吏的待遇。好在匈奴也分作
数支，呼韩邪单于来朝，西汉帝国可以减少边戍。西部藏族的羌人蠢动，也能够以赵充
国之屯田对付，因之历史上宣帝获得“中兴”的名称。其实亲儒生，倡仁政，也是从武
帝以来的扩充政策改变为收缩政策。武帝于公元前１１２年将袭侯爵的１０６人革除为
平民，宣帝又到处招寻他们的后裔，加以慰问及赏赐，其主旨在收揽人心。武帝的过度
中央集权，固然不能继续，但是中兴之帝王没有加强其组织，先采取消极手段，也只是
放弃其控制的力量，况且，宣帝也没有正心诚意的行仁政。京兆尹赵广汉，左冯翔（等
于京城郊区市长），韩延寿之被判死刑，千年以后司马光还为他们抱不平。司马迁之外
孙杨恽曾与友人书称“田彼南山，芜秽不治，种一顷豆，落而为萁”，不过私下里讽议
朝廷糊涂，竟因之以“大逆不道”被腰斩。宣帝的儿子元帝向他谏劝，他就说：“汉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即是自认以威势向下制压，造成片面的
恐怖政治，在他已是既定方针。

元帝反其道而行，却又被历史家称为“柔仁好儒”。他也是音乐家，能吹奏各种乐
器，又能被歌声度曲。成帝嗜酒，好微行，宠爱赵飞燕姊妹。这两个女人都以美善著
名。成帝则立其姊为后，妹为昭仪，以至无嗣。一天早上从昭仪床上起来，突然言语失
灵行动僵仆的死去。各情形都符合传统亡国之君的尺度。

而元帝之后王政君的父亲则有八男四女，她以成帝生母之资格做皇太后，于是王家十
侯五大司马，“外戚莫盛焉”，终构成王莽篡位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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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从霍光到王莽

其实这时的大司马，只能加威于朝廷百官，王家兄弟，也并不相得。王凤和王商就互
相竞争，王音和王谭，也不和谐。王莽由侄辈突出，大部靠自己贤能的名誉作本钱，因
之能获得作赋各手扬雄以及宗室刘歆等的支持。西汉帝国的问题，则是中央政府逐渐失
去对下层的控制，黄河决堤，流民无法周济，也有其他水旱疫疾之灾。当日的观念，总
以为种田的太少，作其他事的太多，总是“舍本逐末”。朝廷能提出的办法，又无非吏
治，即提拨好人，惩罚坏人。据MichaelLo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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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西汉皇帝从公元前１７８年到
公元前２年因天文及各种阴阳五行的奇异现象发诏书５７次。迄至公元前７２年，亦即
是迄至霍光主政中期，这种诏书下得少，即下时也多指奇异现象为好兆。以后则下此类
诏书４４次，又动辄称灾异非国家之福。我们若翻阅《汉书》里面的帝纪，内中摘录的
文件可称“罪己诏”的，宣帝有８次，元帝有１３次，成帝又有１２次，这样接二连三
承认中枢领导无力，希望以精诚感动军民，即是在传统中国，也不常见。公元前１９年
成帝诏称“黎民娄困于饥寒”，以及“帝王之道日以陵夷”，不是没有事实根据的。

所以王莽纵矫诈，他所处的背景，则是当日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西汉的朝廷就产
生不了一个强有力的领袖。从他的立场看来，除了篡位之处，也没有办法打开出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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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何以改革者者又是书呆子


王莽何以会失败，曾引起中外学者的争论。５０年前，还有人张扬他为“初期社会主
义者”。其实这个比拟不合实际，而且王莽的败亡，有他亲身实历的前后史迹足以解
释，用不着我们提供没有发生的情事作假说。

王莽新政涉及虽多，其要点不难缕列。其一是称天下之田为王田，亦即土地国有，各
家室占领的面积及使用奴隶人数都有限制，也不得自行买卖。其二则为作“五均”“六
管”，也就是政府经商，也用金银布匹大钱五铢钱下至龟贝造成一个彼此能互相更换的
货币制度。一为农业政策，一为商业政策，也符合传统所谓“食货”的范畴。其理想则
是农民都有田种，货物既流通，价格也公平，高利贷则绝迹。

这种理想，牵涉国家社会的根本，目标远大。可是根据这改革者自己所发诏书的揭
示，汉初以来假设全民平等的赋税制度，因为“豪民侵凌，分田劫假”已经名不副实。
新莽由于财政困难，公卿以下月禄才得帛一匹，“课计不可理，吏终不得禄”，这时候
还以为所要的改革可以一纸文书颁布，则天下怡然景从，也未免太乐观了。

西汉与东汉之交，两件事情值得注意：一是政府管制力量降低，民间士族大姓兴起。
二是官僚机构膨胀，据估计中央地方官吏逾１３万人。光武帝刘秀崛起于民间，他利用
前者的力量，而不为后者所羁绊；王莽则反是。他不能与巨家大姓抗衡，偏要下诏书和
他们作对。他虽改长安为新安，仍是与积习难返的官僚机构结不解缘。均田则应在农村
着手，政府经商也要组织普通商人作第二线及第三线的支持。他对这些事全未着意。

今日我们读《汉书》里面的王莽传，不能忽视此人书呆子的“气派”。比如他用“五
威将”巡行各处，乘“乾文车”，驾“坤六马”，各人“背负莺鸟之毛”。他又分大郡
为五，郡县以亭为名者三百六十，以应符命。匈奴单于被他改为“降伏单于”，所辖国
土人民也被分为十五部。高句骊则降为“下句骊”。

王莽可能精神失常，他做皇帝时总是接受外间至大的压力，也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
然则，他也有很多我们在今日视作离奇的办法，例如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兜须用
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
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
不及时的产物。因为统治这庞大帝国，包罗万象，即使博士顾问，也必须保证对万绪千
头的事物，都有知能上的掌握，才能表彰皇权之万能。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
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互相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

在汉朝提倡“天人合一”的著名人物，首推董仲舒。他对武帝策问时就已提出“为政
而宜于民者，固当受禄于天”的解说。他的《春秋繁露》，更是阴阳五行的渊薮。凡是
春夏秋冬，东西南北中也都与木火土金水有关，也与五官五味天地父子“各如其序”。
董仲舒自己言灾异，几乎闯下大祸，幸经武帝赦免。可是阴阳五行的假科学经此一代大
儒的提倡，成为众所周知的真理。因为“火居南方而主夏气”，又与军事相配，所以
《汉书》五行志指出汉武帝几次伐匈奴都在春夏之间有大旱之年施行，只是书里没有讲
明究系因天旱而动干戈，或是因为起兵戎而有旱灾，或者两者都因“夏气”旺盛之故。
同书天文志也指明“经常星宿”（常见的星和星的集团）“皆有州国官宫物类之象”。
从西汉到东汉，这种信仰只有变本加厉。《后汉书》的仪礼志更记载冬至日来临之前
夜，京城百官都于夜漏未尽五刻时（约等于现在晨六时）穿黑衣服，迎气于“黑郊”，
行礼毕，改穿红色袍服。乃是因为冬至那天昼夜最短夜最长，以后白昼渐长，黑夜趋
短，也就是阴去阳来，朝廷也要集体的相时而动，才能“承天理物”。也还要在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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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

权量水之轻重，确定晷影之长短，并且调整乐器。这也就是乘着“节气”之气，对凡与
数目字有关的工具，给予一番饬备。

凡是一种动作，都有阴阳的关系在内，凡是数种事物，既有自然赋予的一定序列，则
可以用数目字解释，并不与现代科学冲突。就是拥护王莽的刘歆，解释下雨为阴气不能
上达，阳气又无可下透，也可以说是用一种美感的方式阐述一种物理现象。所以李约瑟
说中国哲学家猜测自然的奥妙与希腊思想家不相上下。我们则觉得希腊思想家还只认为
自然法规须待断的发现，才能不断的展开。汉代的思想家如董仲舒等则以为人类应有的
知识都已在掌握中，并且自然的现象，正常与非正常，都与人事有关，凡人一眼即可看
穿。这当中已有一段很大的区别。而中国思想家最大的负担，则是他们所揭开的知识很
难与朝政分离。

光武帝刘秀也重图谶。他和郑兴讨论郊祀，有下面这段记载：
曰：“吾欲以谶断之，何如？”对曰：“臣不为谶。”帝怒曰：“卿不为谶，非之
邪？”兴惶恐曰：“臣于书有所未学，而无所非也。”帝意乃解。

这也证明专制君主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做他的张本，臣下很难抗拒，因为不支持它，就
是反对他。郑兴只好服输，自己承认学术浅陋，不如圣见高明，才得脱身。

在同样的情形下，我们也可猜想以当日文字传递的艰难（纸张仅于公元１０５年前后
出现），加以政府收揽读书人之广泛，凡与当局意识形态格不相与的知识就很难普及。
东汉之张衡作浑天仪，又于公元１３２年作地动仪，能不待各处报告，预知何方地震。
他的浑天说，称天如鸡卵，地如卵黄，日行一度，共３６５又４分之一度，他又算出圆
周率为３．１６２２。可是他为宦官所谗，自己也不如意，还不敢向皇帝直说，“及后
之著作，多不详典，时人追恨之。”这和董仲舒所著“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有霄
壤之别。比张衡还要早约５０年的王充，对当日迷信作有系统的批判，所著《论衡》二
十余万言，但是他人为“异人”，书为“异书”。《后汉书》里写他的传记，只聊聊数
十行，除了说他所著书，“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之外，无一字一句抄录。可见得以知
识本身为目的的知识，总有与时尚不合的趋势。

从这些观点出发，我们回头看王莽：《隋书》经籍志说：“王莽好符命，光武以图谶
兴，遂盛行于世。”从此也看出新莽与光武帝刘秀同以原始型的信仰带有神秘性的色
彩，去支持他们的帝业，并无基本的差别。可是除此之外，刘秀注重实际的组织，有步
骤的达到他的目的。王莽则眼高手低，只能宣扬天下大局应当如是，做事经常文不对
题，可能被他自己的宣传所蒙蔽。作他的传记者只要把他的诏书书前后摘录，也可以给
人看出这位改革专家，实际上仍是一个大书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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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西汉与东汉


西汉与东汉，究竟应当在历史上视为两个不同的帝国，或者看作一个整体的朝代，是
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两汉在公元前及公元后各历时约两百年，中间经过新莽的中断１５年，如果视为一个
朝代，则它连亘４个多世纪，为上承秦始皇下迄满清两千年来帝祚最长的一个朝代。

中国的人口，据称经过王莽后有大量的损耗，可是后来经过东汉的休养生息，也渐渐
恢复原状。官方的统计，常有讹漏，至汉亡时仲长统的估计，应逾千万户。则两汉在正
常状态下，人口总数应当是５０００万到６０００万之间，公元前及公元后并无显著的
差别。

以疆域及兵力威势之所及而言，则两汉间的变动亦少。汉武帝在朝鲜半岛开拓的立足
点，东汉也能大概维持。交趾反叛，有马援平定。汉武帝还要竭全国之力伐匈奴。这游
牧民族在王莽后永远的分为南北，给东汉窦宪一个绝好的机会。他在公元８９年的北
征，出塞三千里，各部降者２０万人，他的部下更追逐五千里，以致于北单于“不知所
终”。西汉既有张骞之通西域，东汉则有班超打破他的纪录。班超筹划“兵可不费中国
而粮食自足”。他由中土率领出塞的不过志愿军千多人，后来接济他的也不过兵士八百
人，他竟能“以夷制夷”。攻莎车时发兵２５０００。公元９４年更合西域八国兵７万
人讨焉耆。

只是东汉有一个边疆问题，其棘手的程度，为西汉所无，此即是青海草原地区的羌
人。这些藏族游牧民族，没有统一的组织，各部落时合时分。有时汉人也欺凌他们，引
起双方的仇杀，战事经常发生，每次双方的死伤各逾数千。草原地带既无法占领，东汉
的移民实边也极耗费。即招羌人内属不仅无实效且有后患，汉亡之前董卓的拥兵自重，
即靠羌人编成的部队撑腰。这种部队，只有他能指挥，旁人无法管驭。

可是事虽如此，在当时人看来，纵算西汉都长安，承土运，所以一切都以黄色为尚，
东汉都洛阳，交火运，所以巾旗衣饰概以红色为主，实际上只有一个朝代。光武帝刘
秀，出自汉文景帝的苗裔，也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他在洛阳重建太庙之后，只奉祀
西汉的君主到元帝为止。因为对光武讲，元帝仍属父辈，成帝则为兄弟，哀帝已属侄
辈，平帝更算是侄孙，都不在太庙奉祀之内。光武更因吕后不遵高祖遗嘱，引起诸吕之
患，虽然事隔两百年，仍将她的灵位撤去，而代之以文帝生母薄太后的灵主。因之他自
己更是公元前建国以来从父系母系上讲都是名正言顺一脉相传的继承人。于是刘秀在历
史上称为“中兴之主”。

最近几十年来从考古所得，已给我们一个体会汉朝日常生活的机会。这些资料也给以
上的问题，赋予部分的解答。出土的文物，包括衣食住行的各项资料，如无实物，即有
模型图解。因之小至文具印章，大至仑厕炉灶，更大至于楼台榭阁，都可以一目了然。
汉朝一般人的思想，认为生与死没有绝大的差别。阴冥虽有蛇鬼妖孽，生人也要对死者
祭祀供献，却用不着洗罪感恩皈依超度。因为如此，所以汉代坟墓里缺乏我们今日认为
有宗教性的标帜与装潢，却有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镌刻。这些碑画，内向对棺椁，好像
专供死者欣赏，其中有的引用历史故事，例如荆轲刺秦王，汉武汾上得宝鼎，有的则镌
刻车马宫室，庭院厨厩，农田作业，市廛买卖，甚至方伎杂耍。其广泛真切可以给研究
历史的人一开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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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西汉与东汉

从这些资料看来，再加历史的证明，我们可以说汉朝四百多年内，文化生活已有很长
足的进步。在多方面讲，中等以上住户的生活，较之近世纪，已无显著差别。中外学者
一致将这成就归功于两汉的重农政策。政府既竭力培植小自耕农，而冶铁公卖，则西汉
全国统筹，东汉各地作主，也使标准农具普遍的及于一般农户。而且地方官员经常兴水
利，论穑稼，有如《汉书》及《后汉书》循吏传之所叙。从这些方面看来，中国的初期
统一，以淳朴雷同的法制加于广大的地区，不是完全没有好处。同时在这种原始的重农
政策之下，东汉与西汉，也确实有承前接后的联系。若非如此，则其人口与版图，就甚
难如此互相凑合。

但是这问题仍可倒转来看：要是两汉确是一脉相传，何以两个时期的历史学会有这样
大的差异？今日我们展读西汉的历史，不期而然的会感觉到内中有很多令人兴奋，令人
竦惧，令人嗟叹，令人惊讶的地方。这种特点，很难在东汉史里看到。即使现今《剑
桥中国史》的主编人DenisTwitch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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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曾经对我说找不出一部读来令人觉得满意的后汉
史。这原因又在什么地方？

从现代的眼光看来，西汉帝国仍在草创时代，即是文景之治，武帝之用董仲舒的思想
管制，霍光的专权，宣帝的称杂霸，都离不开一种试验性质，所以能勾动读者的好奇
心。东汉的君主，就没有这种创作的机会。其中主要的原因则是帝国的粗胚胎稳定之
后，立法不能展开。君权既要保持各地方的对称与均衡，就无从分割，也不能根据实况
合理化。这情形曾引起仲长统说，三公都是虚设，到头仍是寡头政治。同时官僚机构的
组织，由上至下，只用刑法做主宰，没有民法的支持。法律既不能相次展开，民间经济
发达到某种程度，政府在技能上无力处理社会所产生之各种繁复问题。朝中的权力斗
争，却仍以道德名义作张本，其中女后，外戚，宦官，朋党搅作一堆，公事与私事混
淆。今日之读史者，除了觉得资料重复，纠缠罗索之外，也很难分析其后面问题的真面
目，更难判断谁是谁非。

严格讲来，东汉或后汉只有起首的三个君主能有所作为；此即光武帝刘秀之“中
兴”，明帝刘庄的用严刑峻法巩固其帝国，并用各种建筑及仪礼使君权神秘化和美术
化，与章帝刘坦之重申儒家宗旨，以加强施政时道德力量的支持。

而其实也只有“中兴”是创举。承认“中兴”，则西汉与东汉是为一元。

这样看来，东汉的历史没有写得好，也不足为怪。一个国家的法制逾４００年没有实
质的改进，其行政不能表现活跃与生机，只好说是时势所必然。纪西汉的《汉书》提供
刑法志，食货志和沟洫志等材料，纪东汉的《后汉书》则全部付诸阙如，而代以很多列
女，蛇孽，法冠，赤绶的叙述。这和作史者的眼光手法不无关系（《后汉书》也和《汉
书》一样，并非出于一人手笔），而当中仍有一个关键，则是从长期的历史眼光看来，
后汉因袭前代过甚，只能继续充实一个原始型以小自耕农作基干的大帝国，不能替中国
找开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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