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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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贾似道买公田


九贾似道买公田

《宋史》“奸臣传”一共四章，列举奸臣１５人，又包括他们的子弟等７人，一共２２人。
内中既有行新法的蔡确、章淳，也有怂恿徽宗挥霍的蔡京，和李纲为难的黄潜善
和汪伯彦，置岳飞于死地的秦桧，一意北伐的韩佗胄。而以南宋覆亡前夕以太师平章
军国重事兼都督的贾似道殿后。我们今日重新检阅他们的事迹，很难证实各人的“忠
奸”，确如作史者之所论列。但是以上１５人为当时人及作史者认为是舆论之所不容，
则是事实。而且将他们摆在一朝国史之后，显然的已认为朝代之覆亡，应由这些奸臣负
道义上的责任。

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已具备了传统坏人的典型。并且他的姊姊
贾妃有宠于理宗赵昀，又是靠裙带关系升官。后来就入相出将，成为了一代权臣。他个
人爱声色，年轻时常在西湖上张灯作宴，晚年尚起楼阁亭榭与诸妾斗蟋蟀为戏。他在国
事上最重大的失策起于１２５９年。当时他以右丞相兼枢密使的身分到汉阳指挥军事。
他密遣使向敌方以皇弟身分攻鄂州的忽必烈求和，答应南宋皇帝称臣纳币，忽必烈起先
不允。恰巧那年秋天蒙古主后来称宪宗的蒙哥去世。忽必烈要回本国争皇位，才仓皇许
之。等到蒙古兵北撤，贾似道虚张大捷，回朝进少师，封公爵。明年忽必烈称帝建元中
统，派人向南宋征岁币，来使反被贾似道拘禁。兹后忽必烈再也不接受南宋乞和的要
求。

可是贾似道也真有粉饰太平的本领，于是又十多年，１２６４年度宗赵基嗣位，这已
经是一个３岁不到的小皇帝。贾似道以三朝元老的身分上表出师。１２７５年的春天，
元军（１２７１年蒙古才称元朝）已取得长江中游，伯颜的大军已向下游进逼，贾似道
自己的女婿范文虎也在安庆降元（此人后来率宋军参加忽必烈之征日本），他还整备船
舰芜湖进出，可是他向伯颜求和既被拒绝，江上大军又不战而溃，于是只好遁居扬州。
这时候临安的朝廷已是朝不保夕，大臣纷纷请诛杀贾似道谢罪，执政的谢太后才将他贬
官为高州团练使。传统政治里的贬官逐放，常埋伏首狱禁之中暗杀的动机。本来写贾似
道传记的作者，很可以“至漳州故”结束。只因为贾似道是一个如此的奸臣，倒要写出
来私自将他处死的乃是志愿械送他的县尉郑虎臣。此人能在青史留名，也表彰一奸一
忠，彼此为千古读史者所传诵。

替奸臣说公道话，不是本书的目的，即暴露传统政治中道德的真相，也不是今日我们
重新检讨历史之主题的所在。我们提出贾似道的一段故事，乃是此中包涵了中国财政史
和经济史里一段重要的环节，不能为贾个人的行为操守嗜好及生死所能概括。

从各种迹象看来，传统中国的物质文明，至宋朝已达到极高峰。张择端的《清明上河
图》，作于北宋覆亡之前夕。从图上看来，当日汴京商业发展的情形和中等以上人户的
生活程度，以至房舍建筑舟车桥梁较之２０世纪之中国任何内地的都会，并无逊色。即
以船舶之来往，货物之上卸，各种匠铺之作业情形，至少也可能与当日西欧之任何城市
相埒。而一个半世纪之后马可波罗在南宋覆亡之后３２年内抵达当日之临安，今日之杭
州（宋人称为“行在”，马可波罗则译为Quinsai）他曾说：“毫无疑问的，Quinsai是
世界上最优美和最高贵的城市。”杭州的街道宽敞，有运河交通，又有石砌的沟渠排
水，已经给这威尼斯（也是当日世界上第一流城市）的观光者以良好的印象。而他赞不
离口的则是中国的富庶表现于数量之庞大。不仅都会里市廛栉经，而且乡间里也有无数
的市镇，为欧洲所无。

马可波罗的叙述，有煽动性，一般读者怀疑他的浮夸。可是最近法国学者JacquesGernet将
他的回忆和同时的中国文献如《都城纪胜》、《梦粱录》和《武林旧事》比较，又发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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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贾似道买公田

其中很多细节，可以彼此印证。他整理后，所缀成的１３世纪杭州，确是生动活跃，富
丽繁华。迄今我们还能查悉当日通衢街道桥梁的名称，和巷弄里发售最优等纸扇的店铺
之所在。杭州的人口，由１２世纪初年不到二十万逐渐增加，突破百万大关。而当日欧
洲最大的城市，能有人口数万，已经不得了。所以Gernet发问：当日中国是世界上最富
裕和最前进的国家，即算南宋只保存半壁河山仍有人口６０００万，占地有今日法国面
积之４倍，文化已到达最光辉的阶段，何以遭蒙古人的侵犯而会在历史上表现一种剧烈
的挫折？

而其实AdamSmith著《原富》，距今已逾２００年。他作书时也去马可波罗赞羡中
国时约５００年。《原富》就已提出中国虽然在５００年前出人头地，兹后就无从继续
其优势。Smith并没有讲出当中的原因，只是他已经指出中国的法制，必有阻碍人民继
续增加财富的症结之所在。

我们今日提出贾似道的故事，即是指出这症结由于传统中国的官僚制度，着重于掌握
大量的农民，缺乏现代组织与技术的能力，尤缺乏适当的意识形态去主持商业化的财
政。上述两章已就北宋的情形，逐渐提及。南宋末年，财政与税收已到山穷水尽的地
步。不仅杭州市内的繁荣于国事无补，即长江三角洲里的农业财富也无法动员。贾似道
之犯众怒，并不是单独的由于他合计敌情错误，也不是因为他骄奢淫佚，而大部是由于
他在理宗赵昀的最后两年，倡议“买公田”，等于没收一部分富人的资产去充军食。并
且又由他主持发行最后一次的信用货币，引起物价再度上涨。《宋史》“奸臣传”说到
最后与他同有元老名望的王钥向临朝称制的谢太后责他应死，称：“缙绅草茅不知几
疏，陛下皆抑之而不行。”可见得在野人士包括中等以上的门户都已痛恨他入骨。

要提到这事态之背景，我们又要从康王赵构南渡做皇帝说起。

赵构之成为日后的高宗，初时并没有法制或公意的支持。他原应到金军里去为人质，
只因父兄被掳，才自立为帝。除了哲宗遗孀所谓元祜皇后孟氏的承认外，他的帝业并没
有任何合法的根据，在南方也没有权臣拥戴。他手下人既主战主和不定，他自己也无钱
无兵，这也可以认为是宋朝过度中央集权的后果。所以他刚从扬州巡幸回杭州，即有担
任宫卫警戒的军官叛变，逼他退位，而立他一岁多的小儿子为帝。等到韩世忠勤王，他
才能复辟。并且喘息未定，又被金人追逐得觅海舟逃命，直到公元１１３５年在临安建
太庙，才算替南宋立都。当日南方各省也都在叛兵剧盗的手里，高宗的军队大都由这些
部队改编，当时戡乱及求和扰攘约十余之久。因之南宋自始就没有一个机会将财政税收
重新组织得合理化。

《宋史》“食货志”内中抽出的“经制钱”、“总制钱”、“月桩钱”和“板账钱”
为历史教科书前后提及。其实这代表朝代草创时筹款的办法。一般从既有的税额，增派
附加。初时为千文增二十三文，以后增至五十六文。又全面征收官厅办事的手续费，与
赃罚并在一起。再指令各地方政府向附近驻军提出定期的供应，“每月桩发”。这些名
目给南宋政府一个立足的机会，却不是财政史内重点之所在。至李心传作《建炎以来朝
野杂记》的时候，已是１３世纪，也是南宋的末叶。他还提及北宋初年，东南只向汴京
每年供应２００万缗。到他的时候，四川不计，东南的经制钱和总制钱已共达１４４０
万。可是他没有指出的则是南宋政府初期曾出卖公地，以后则靠印行纸币，及向民间强
买物资（和籴）维持，迄至最后，１０００万缗只能买米一万多石，而政府也无从以税
收及专利于盐酒矾茶平衡其开支。

南宋的纸币已经全汉升详细研究。即以会子（尚有川引、湖会和淮交分别行使于其他
地区）而言，大概从高宗后一百年（公元１１６３－１２６３年）流通量增加３２．５
倍。但是会子原应３年一“界”，届期以旧币换新币，其中有以二换一和以五换一的情
事，所以其贬值也应当积累的计算。可是有时政府也出卖金银使法币回笼，有时又新旧
两界同时使用，所以其法定价值亦无法计算。从全氏提供的资料看来，则在南宋初年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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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贾似道买公田

一石值３缗为常情，１００年之后有提到３４０缗，７００缗及１０００缗一石的文
字，其货币贬值已超过３００倍。我们今日经过货币恶性膨胀的经验之人士或者不会对
这情况认为是了不得，但是在中世纪市场狭小，交通壅塞的条件下，则已是一个极端的
威胁。米一石要值钱一百万，就足够骇人听闻。况且货币贬值，等于变相加税，其负担
常转嫁于贫民。政府既捉襟见肘，对应支付的项目也只有克扣。全汉升就指出一个例
子：１２３５年有一个朝官辞督视军马的差遣，他指出的原因即是货币贬值，军费短
绌，因之督视与不督视，其情形已不言而喻。《宋史》“兵志”里提到募兵，又有这样
的一段：“所司莫能体上意，执民为兵，或甘言诳诱，或诈言贾舟，候负贩者群至辙载
之去；或购航船人，全船疾趋所隶；或令军女冶容诱于路，尽涅刺之。由是野无耕人，
途无商旅，往往聚丁壮数十，而后敢入市。”这段文字作于朝代覆亡之前夕，作者还说
“官降钱甚优厚”，读者可以根据前后情形推断通货膨胀的一般后果。

贾似道买田的方案行于１２６３年，去高宗退位为太上皇整一百年，距元军入临安也
还有１３年。买田的地区限于平江（苏州）到嘉兴的六郡，也就是今日江浙间长江三角
洲最富庶的地区。所买的田地为每户二百亩之外的１／３（即８００亩须卖官２００
亩，１４００亩须卖４００亩）。付价根据一个复杂的公式以纸币以金银僧道度牒（可
免税也可转卖）及告身（荣誉头衔的文凭）。买田的目的则是免除以后之造楮（即纸
币）与和籴，预计所收租已能解决当日的财政问题。贾似道以他自己家产一万亩先倡。
其执行的成果，经过无数的抨议。今日只有周密所著的《齐东野语》内载的一段，使我
们知道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以一段极短的时间施行（半年之后即已买进３５０万
亩）。技术上最大的困难，尚不只于买田，而是买得这些田土之后，官僚机构无确切的
方法掌握管理，以坐收成果。一到贾似道倒台，各方已有退还原主的要求。也有人建议
就将官田赏与佃农而向他们征兵。

但是这些官田始终没有退回，元朝即以之作赏赐功臣皇室之用。甚至再１００年后，
朱明王朝也没有对之作合理的处理，仍成为日后苏松地区的官田与重赋问题，见于顾炎
武之《日知录》，也见于今人周良霄所作论文。

有了北宋与南宋两重经验，我们就知道当一个农业国家的行政系统发展成熟，尚不能
充分管理及发挥其所辖的经济方面最前进部门之功效的时候，只有改用商业管制的办
法，才有出路。此时政府的功能渐趋繁复，引用特殊技能的需要增高，其经费也必须扩
充。因其超过旧式农业的范畴，也不能以现有税收对付，又只好发行公债，因之则引起
代议政治司法独立和其他跟随着一串的组织与运动。

征之先进国家的成例，这各发展必待市民经济成熟，其组织结构能产生领导力量，成
为政治的重心，才有可能。以欧洲的事例言之，这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抬头。所以法国
历史家FernandBra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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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穿通一气，它本身即成为国
家。”中国在２０世纪尚未达到这阶段，遑论１３世纪之南宋。至于旧式官僚机构，
又与所掌握的农村缺乏经济上严密的联系（有如封建或feudal）则很难确切的掌握其资
源。最近英国历史家之研究，则发现都铎王朝及斯国亚特王朝时封建业已崩溃，资本主
义尚未登场，皇室以一种官僚机构管理地产，发生无数的技术问题，也不是贪污无能四
字所可概括。如此贾似道身死家毁，已不置论，将他认作南宋覆亡的主因，则又是以道
德的名义简化历史。

今日我们重新检讨这段历史，其本身不足以使中国人扬眉吐气，但是也应当令人感到
颓丧。我们要记着蒙古人于１２７９年灭宋，可是不出百年，元顺帝在徐达兵临城下
时，集三宫妃嫔奔漠北，成为一个被驱逐出境的朝代，也是以前史迹之所无。只是有了
这些经验，明太祖朱元璋才拼命复古。他的财政税收政策，都以经济上最落后的部门为
基础，和赵宋立新的精神大相径庭。这和我在“开场白”所说的今日中国已是“雨过天
青”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不过这些环节都能够前后连贯。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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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贾似道买公田

则更能体会中国大历史的特点。贾似道也是其中重要环节之一，非穷究则难能了解历史
中的纵深和曲折，因之也难看透中国历史长期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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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道学家


１２７９年元军与南宋的残余舰队海战于广东新会南之崖山。最后元军合围，宋左丞
相陆秀夫负着他所立的帝丙－－一个７岁的孩子－－赴海死，宋亡。这不仅是一个令很
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１２７９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
页。一般讲来中国都市物质文化在宋朝时达到突飞猛进的最高潮，兹后就再没有表现这
种杰出的姿态。在科技方面讲，中国的拱桥、建筑之用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透
水的船舱、航海之用指南针、踏水轮之船舰、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
的技术，而极可能的炼钢炉及水力纺织机都已出现于宋代（后二者之图片，见于１３１３年
之《农书》去宋亡只３４年）。抚今追昔，我觉得胡适所译拜仑之《哀希腊歌》两
句，很相近的表达了我们对赵宋王朝的一种类似的情绪。此即是：我徘徊以忧伤兮，哀
旧烈之无余！

为什么这一般好形势，不能继续？我们不能将责任完全推到少数民族身上去。辽、
金、元战时对中国的破坏，程度不深。战争一停止，也们也致力建设。如果说他们没有
打开局面，则在他们后面明清两朝也不能保持唐宋以来的高度进展。

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本身已抽象，当然各有诸子百家的解释。譬如英国的汉学
家MarkElvin就认为传统中国农业生产，在技术上原有很多可以增进的地方，但是到了
某各程度之后，劳动力投入多，而增进的成果不成比例的上升，到后来劳力增加，收获
只供食用，同时中国的经济过于庞大，也不容易作质量上的改进。这样的解释，不能说
他不对，可是很难令人相信这已经全部解答了这一个庞大的问题。

我的解释也只能跟随着本书纵谈大历史的立场，提出和前后文含接的两大因素。一则
中国的财政无法商业化，因之传统社会，不能进入以商业法制管理的阶段。另一则是思
想上的内向，以理学或称道学为南针，先造成一种收敛性的社会风气，这两者互为因
果，也都在北宋末年开始显示登场。

关于财政不容商业化，已在“王安石变法”一章论及。其最重要的关键，还是官僚政
治，无从个别的而且确切的保障私人财产权益。其背景则是以大量小自耕农作当兵纳税
的体制不能废除，中层缺乏有效的联系。既无财力遍设法庭，也不容各地地方习惯自创
系统，同是小民也不能聘用律师。如是司法与行政不分，县级官僚万能，他们所能掌握
的也是简陋的刑法。政府管制之所不及，则靠宗法社会的家族首长支撑。不仅宋朝如
此，明朝１６世纪的好官海瑞尚在他的文集里明写出：“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
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这样一个法官，尚未开堂审案，就已将他自己的偏
见明白写出，也只能在中国出现。其结果则是真理与威权，全是由上至下。负担最重的
人们，也是最无力负担的人们。而且这种体制，也靠均一雷同的环境作主：一有变态则
毛病与问题更不可爬梳。前面我们已经检讨过宋朝的折税与和籴产生“以钱较绢，钱倍
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的情形。传统中国又从未开设商业特别的法庭，商业资本
不可能在这种环境里继续集累。因其缺乏组织与结构的纵深，商业也只能大体保持原始
的农村内的企业形态。

于是相对于现代西方社会的长处有如经济多元化，中国则以普遍的种米麦备饥荒为着
眼。长期如此，其生活程度不能增高，也无普遍的制造高级商品之可能。工资既无法增
高，也无发明节省劳力的机械之必要。这种种原因，限制高度的分工。最后担任科技之
设计者一般为匠役，而不是有学识的专家。

我这一段仍在谈宋史，更要着重理学之兴起。可是刚一扯上这题目，中外学者都认为
这属于哲理分析的课程，很少人注重它是一种历史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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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道学家

宋元理学，原称道学，《宋史》即有“道学传”。但是道学这一名词为时人取用，似
在南宋。１１８３年吏部尚书郑丙上疏，提及“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欺世盗名，
不宜信用”。监察御史陈贾也对孝宗赵春说及：“臣伏见近世士大夫有所谓道学者，其
说以谨独为能，以践履为高，以正心诚意克己复礼为事，若此之类皆学者所共学也，而
其徒及谓己独能之。”他们攻击得最严苟的对象，乃是朱熹。

然而朱熹继承北宋程颐之学。“道学传”就说：“迄宋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
传。”而程氏兄弟又曾向周敦颐受学，周敦颐所作的《太极图说》则间接的得自五代至
北宋初年一位神秘人物，世称“华山道士”的陈抟。所以以上诸人，而更有张载，因为
他也极端的崇仰二程，都受有陈抟的影响。《宋史》“隐逸传”则说及“抟好读易，手
不释卷”。所以理学以儒为表，以释道为里，在正心诚意之间加上了一段神秘的色彩，
又归根于一种宇宙一元论，更提倡有一则有二，有阴则有阳，有正即有邪，都与这受学
的源流有关。

朱熹是一个容易惹是非的人物。《朱子大全》里面有很多他自己做地方官的文件，里
面看出他为人精细，处置事件也有条理，所以孝宗曾说：“朱熹政事却有可观”。可是
他一列于庙堂，就品评是非。朱熹初年秉承他父亲的遗志，主张拒绝向金言和。后来他
却反对韩佗胄的北伐。可是他又不像孟子一样的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而标榜“言
规恢于绍兴之间（１１６２年前）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１１７３年）为邪”，
这已经将一个技术问题当作一个道德问题。他在１１８８年谏孝宗：“陛下即位２７
年，因循荏苒，无尺寸之效可以仰酬圣志。”这已经相当唐突。而他接着以解释皇帝之
无成就乃是修养的功夫不够。“无乃燕闲蠖蠖之中（退朝无事的暇时），虚明应物之地
（心灵与外办接触时），天理有所未纯，人欲有所未尽”。以致“一念之顷公私邪正是
非得失之机，交战于其中”。他的建议则是“愿自今以往，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此
天理耶？人欲耶？”

这段文字充分的表现着一般理学主静主敬的态度，也强调着个人心情凝静时，在思想
与行动“将发未发”之际，不可错过机缘立即求善的重要。其宗旨与周敦颐所说“寂然
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接近。这类似宗教经验的虔诚感应，在朱子看来，与大
学所说的“正心诚意”可以融会贯通；也和孟子所谓“养气”互相发挥。但是朱熹不以
为这种方法出自个人经验；他也不以之对皇帝作私人的忠告；而认为这是天经地义，为
一辈子及以下所有读书作官的人必所遵循。

１２世纪至１３世纪之交，中国面临着一段艰苦的局面：一个庞大而没有特长的官僚
机构，无从掌握一个日趋繁复而多变动的社会，在全面动员长期预算膨胀下，南宋已经
险象环生。而以财政上这紊乱为尤著。朱熹指出这些弱点非不真切。同时他做地方官的
记录，也证明环境需要破除陈规，以便对专门问题，找到合适的解决。他不强调这些技
术上的因素，而偏在半神学半哲学的领域里做文章，因此产生很多不良的影响。

周密说到宋亡前夕，一般崇拜道学的人物之作风：“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
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杆边者则为鹿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物丧
志；留心政事则为俗吏。其所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
类。”这些人的功业则是“其为太守为监司必须建立书院立诸贤之祠，或刊注四书衍辑
语录。．．．稍有议及其党，必挤之为小人。”最后则“其后至淳祜年间（度宗咸淳，
恭帝德祜，包括元军入临安前十年）每见所谓达官朝士者，必愦愦冬烘，弊衣菲食，高
巾破履，人望之知为道学君子也。”

又加以传统政治制度的设计，采取间架性，真理由上而下，皇帝的面目为“天颜”，
他的命令则为“圣旨”。朱熹之所提出，事关整个儒家经典所综合之枢纽。既见于他的
奏疏，也闻于他主讲的经筵（皇帝座前的读释经史）。朝廷无法等闲视之。要不是全部
支持它，就要全部否定它，因之也给朋党斗争留下了一种工具。朱子历仕高宗赵构、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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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道学家

宗赵春、光宗赵淳和宁宗赵扩四朝。每朝之间他都产生了大小的纠纷，要不是得罪皇
帝，就是冒渎重臣。所以他被召之后又外派，刚作殿前文学之臣又作宫观的主持人。最
后他在宁宗朝得罪韩佗胄，落职罢祠，于１２００年逝世。道学也一度被赵宋政府斥为
“伪学”。可是１２２４年赵昀继宁宗为帝，是为日后之理宗。韩佗胄已早死，理宗自
己又崇拜朱熹的著作，他曾说：“恨不与之同时。”于是追赠朱熹太师，又和周敦颐二
程张载同从祀孔子庙。兹后朱熹所注的四书，也为历代开科取士的标准，他也可以说是
继儒家的正统。

理学迭经现代学者研钻。周程朱张的学说出入于形而上和形而下，而以张载所谓太虚
无形，气有聚散，朱熹综合前人学说，阐扬气与理之构成各物最为中外学者称道。因为
所叙牵涉哲学，也近于各个人的人生观，我们不能遽尔说它对与不对。而且它在好几个
世纪使中国大多数学人相信儒家的伦理观念不仅有自然法规的支持，而且本身就是自然
法规，我们不能不赞赏它力量之庞大。可是我们在２０世纪末期，正在清算传统的政治
设计，亦即一种主为法制与经济的体系，必先以抽象的公式造成，由上层机构赋予下层
的办法，不能不对和这种设计互为表里的思想系统彻底批判。

理学或道学将伦理与物理之理、心理之理混为一体，在１２００年前后仍与欧洲思想
界不分轩轾。可是欧洲在１６００年前后已将有关于伦理之理与物理之理划分清楚（此
亦即JosephNeedham所谓naturalla
w
与lawofnat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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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而在中国则二者依然混同。
以朱熹作总代表的理学或道学不承认宇宙间各种事物有他们力所不能及，无从解释的地
方。冯友兰之《中国哲学史》内１１至１３章，摘录以上诸人语录１９８则，每则都出
于肯定的口气，似乎人类应有的知识，都在他们确切掌握之中。这种态度无疑的已受当
日皇权万能的影响（参阅“何以改革者又是书呆子”一章），即此一点已与科学精神背
驰。如是理学家或道学家所谈及的很多事物（抽象之事与具体之物混为一谈），只能美
术化的彼此印证，不能用数目字证明。其结果则有如Needham之所说，朱熹在没有产
生一个牛顿型的宇宙观之前，先已产生了一个爱因斯坦型的宇宙观。（在这里我们也可
以推广FrancisBa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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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认为现代科学实为不断的怀疑persis-tentdisbeli
f
之成果。）

而本书曾指出中国的第二帝国（隋唐宋）表现一种开放性格，第三帝国（明清）表现
一种收敛性，同时文化的风尚，已开始内向，其实后者思想上的根据，已在理学或道学
肇始。

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作中下级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汴接近，又受他们推荐。二
程兄弟都曾任朝列，程颢与王安石口头冲突而被逐。程颐与苏轼不合而被流窜，死后被
夺官。张载也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以疾归。朱熹之不见容于南宋朝廷，
已如上述。即与他同时的陆九渊（时人不以他是道学家，在《宋史》里他的传记独载于
“儒林传”），也因事被给事中所劾。骤看起来，他们的思想应当在政治上代表一种在
野派的倾向，可能掀动一段新思潮。可是实际正因为赵宋在政治经济与法制之间找不到
一个具体的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领导人物才反而求诸己，希望增强道德。如
他们之所谓主静、主敬、慎独，以及上述“一念之顷，必谨而察之”，都不外传统“克
己复礼”之方式，首先则内向，次之则以他们注释的经典为万能，于是造成一种正统的
风气。即是朱子之道学问，仍不外以外界的事物，“证明”他自己过去诵习诗书的信念
并无追求真理之决心，与陆九渊所谓“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并无实质上的区别。他们
虽崇奉孔孟，但是孔孟，尤其是孔子注重身体力行，并没有将他们的言行造成一种思想
上的系统，认为这是一切真理的渊薮等情事。

周程朱张的学术思想，长于纪律，短于创造性。因其目的则是韩愈所提倡的“卫
道”，所以不能不取防势。张载所说：“吾道自足，何作旁求”已经表示其保守性格，
程颢所害怕的也是“正路之榛芜，圣明之蔽塞”，仍表示其不能采取主动。所以他们虽
构成思想上的一大罗网，其中却缺乏新门径和新线索，可以供人发扬。朱熹集诸家之大
成，他将人欲构成与天理相对的一个负因素，最值得注意。严格言之，则是人类的欲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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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道学家

与自然法规是对立的（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有毛病，所以他对“食色性也”一段添注：
“甘食悦色固非性，而其‘天则’，则食色固天理之自然，此说亦是。告子却不知有所
谓‘天则’，但见其甘食悦色，即谓之性也。”这种解释牵强犹疑，已与他以上作说对
立的观念相冲突）。我们姑不论其正确与否，将人欲与天理对立，即表示意识型态之粗
线条，也还是揭橥著至善与极恶、君子与小人的分野。如此也难怪当日法制不能展开。
朱熹作地方官，就执行“人子不蓄私财”的原则，这也难怪程颐于１０８６年差判登闻
鼓院，辞不就。他的理由是：“入谈道德出领诉讼，非用人之礼。”于此已不经意的表
示任司法较讲学的为卑下，而两者也有互相冲突的可能。

我们不能认为周程朱张应对宋朝的覆亡负责，他们的思想狭义的强调君子与小人之
分，抹杀个人的私利观，却替以后专制皇权加强编制的基础，其影响所及，达几百年。
今日中国之民法未尽展开，仍有以道德观念代替法律的趋向，也不能与宋儒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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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 成吉思思汗和忽必烈


我们教学历史的人想给初学者若干指点，使他们能看清今日中国的兴衰与过去两千年
来特出的人物与事迹，有前后贯穿的关系，可是一提起元朝就不容易着手。刚说原始资
料，则《元史》《元典章》和《元史类编》等等，已经给我们志不在作元史专家的透不
过气来。此外蒙古的《黄金史》（已有汉译）也要与中国方面的资料对看。而现代学者
的专题研究，尚不尽见于中英文，多数物仍为俄法德日文，也不是专家以外如我等敢于
随意涉猎的域境。

过去历史教学的办法，或是强调元朝之缺乏文治；或者着重成吉思汗的武功。例如提
到前说，我们常听见蒙古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的论调。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即有
蒙古皇帝不识汉文，他们自己也由权臣推戴各条。况且他们又分全民为四等，一为蒙
古，二为色目（即各色诸目，以中亚腹地突厥回纥党项各种为主），三为汉人（北方
人，包括女真人高丽），四为南人。还有按职业分，僧道高于官吏，儒生低于娼妓的说
法。而番僧则尊为国师，理财者则又都为聚敛之臣。这样的说法不是完全不对，但是过
于简化历史，过于倾向笔记资料，容易由事实而遍近传闻，终至于失诸谩骂。元朝人之
种族观念，事诚有之。可是刘秉忠、姚枢、许衡以文学侍从之臣替世祖忽必烈创设典章
制度，史天泽、董文炳为元朝开国打江山前后数十年，范文虎以宋朝降将征日本又失败
之后仍以中书右丞商议枢密院事（行政院秘书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可见得汉人并未
完全被歧视。即到后期汉人难于在朝中执掌大权，可是在御史台以监察官的身分纠举蒙
古色目大臣，仍毫不假借，也有实效。而贺惟一做到御史大夫和左丞相也算是位极人臣
（他末年不得善终是元朝朝廷的政治问题，与种族无关）。

如提到蒙古人之武功，诚然也有脍灸人口的故事。成吉思汗和他子孙征服的地区横跨
欧亚，世界历史里还没有第二个如此的帝国足以望其项背。这方面固然是由于１３世纪
欧亚之间没有一个有力量的军事政治组织，足以号召抵御蒙古人从草原地带发动的大规
模攻势；一方面也由于他铁木真的组织天才。当时蒙古人人口，不到两百万，但是分成
无数的部落，动辄自相厮杀。铁木真以联婚拜盟袭击征服的不同方法将他们归并成为一
个民族国家型的庞大军事机构，于１２０６年得到各酋领的公认，被加上一个成吉思汗
的头衔，较之希特勒之为日耳曼民族的“领袖”，要早七百多年。

成吉思汗领导之下蒙古全国皆兵。他的兵制，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无薪给。各
部队领导官只要有能力，升迁极快，不按年资。兵士极能刻苦耐劳，马可波罗说：“他
们之能接受艰苦，世间无匹。他们能够一而再的几个月没有食物全靠牝马的乳汁和弓箭
所猎取的禽兽为生。”又说：“如果在特殊环境之下，他们可以一次驰骋十天不食人间
烟火。”如果我们觉得这段文字夸大的话，则《元史》“太祖本纪”里记另一酋长的故
事，也有“中道粮绝，捋羊乳为饮，刺橐驼血为食”的叙述。通常情形之下蒙古部队无
大小行李，兵士只带皮囊盛水，也利用之为渡河的浮囊。他们能在马背上假眠，必要时
昼夜行军，环境许可就换马继续前进。

这样的兵员组成的部队，骑术又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再加以严格的军事纪律，
更因为当日科技尚没有产生应付骑兵以密集队形冲锋陷阵的对策，也就难怪成吉思汗兵
威所至，锐不可当了。他们惯用高速度进军，以数纵队协调的战术将敌方包围。如果敌
方坚强抵抗则开始佯退，而乘敌方行动警戒疏忽的时候反攻。成吉思汗不盲目的施行残
暴政策，但是他在攻城战之后不惜烧杀以为兹后藉着城垣抵抗的敌人作鉴戒，有时极度
的残忍。他也利用“第五纵队”在敌后散放谣言，并且驱送难民于敌境，使他们先造成
恐怖的空气。但是一到常态恢复，所有残暴手段立时停止，士兵有犯者处以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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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一章成吉思汗和忽必烈

这个１３世纪的征服者不着眼于奢侈品物，不留恋于豪华的生活，所以他能够终其生
以征伐为能事。成吉思汗的动机使后人不易猜测。西方的书籍一致传说他曾对人称：
“人生最大的快慰在于战胜，在克服敌人，在追逐他们，在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所
爱者哭泣，骑他们的马，搂抱他们的妻女。”可是这种恣意的态度与他严格的纪律能放
能收的御下办法很难并存，也和他建立４个汗国的宗旨相违，中国方面的资料无此种记
载。

成吉思汗首征西夏次攻占燕京之后，移麾西向灭西辽，再进兵陷花刺子模（一个突厥
人种的王国，在今日苏联属下的中亚），他自己曾到印度河上游。他的王子及将领进出
于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已经将战事带到欧洲。可是成吉思汗席卷河北、山东及山西北
部，并没有消灭迁都于汴京（开封）之金。《元史》说他临死时遗言假道于宋以伐金。
他在１２２７年再度攻西夏时身故。

他去世之后他的子孙灭金，进兵于伏耳加河，毁莫斯科城，占领基辅（乌克兰首
都），侵入波兰、德国东部、匈牙利。正要向西欧发展的时候，１２４１年年终大可汗
窝阔台在蒙古去世，根据成吉思汗的家法，他的了孙都要东返选举继任的大可汗。西欧
于是才松一口气。而蒙古人之西侵也在１２４１年达到最高潮，以后再未卷土重来，当
时认为奇迹。现在从各种迹象看来，则是蒙古人发展过快，占地过广，成吉思汗的子孙
繁衍过盛，他们的大帝国无法固定的统一，各汗国也受本地风俗习惯政治经济力量的影
响。各王子与军官已经失去无目的的不断征伐之兴趣。

可是我们讲到这里，也会遇到技术上不少的困难。以上到底是中国史还是世界史？抑
还是中国史与世界史上相衔接的一部分？成吉思汗虽然采用辽裔金臣耶律楚材的劝阻，
没有将华北“悉空其人以为牧地”，他到底没有对中原的文物感到兴趣，燕京则被他破
坏。即算今日我们应当尊重少数民族对历史的贡献，也到底有限度。我们是否能把这样
一个草莽间的人物以征伐为能事，又曾未履中土，当作民族英雄看待？

铁木真或成吉思汗之为元太祖，只因为他孙子忽必烈在中国开创了一个元朝，是为日
后的世祖。他也尊奉祖父为“圣武皇帝”，又直到建立太庙之后，才援例称成吉思汗为
太祖。可是《元史》的作者，就索性把他写成一个中国史创业之主。以“夜梦白光自天
窗中入”形容他母系祖先之怀妊，也用“功德日盛”、“有人君之度”的形容辞，修正
他的个人性格。此外成吉思汗所立家法，称为yas
a
也音译为jasagh。波斯的史官曾说这
法律“涉及任何情况，在每一种情形之下，都有处置的条例”。《元史》虽提及“扎
撒”，始终没有解释是何物，倒又盛称“至元新格”和“风宪宏纲”等中国式的法律。
成吉思汗又制定大可汗不仅是东方之主，也是西方３个汗国（即在中亚之察克台汗国，
波斯之伊尔汗国，和俄罗斯之金帐汗）的元首，其产生由皇室会议之称“忽烈而台”者
选举，《元史》也未说及。１２６０年忽必烈在开平即帝位，显系违反家法，因为当日
皇室会议已公推他的胞弟阿里不哥为大可汗，兹后兄弟还用兵４年之久，而《元史》里
面的“世祖本纪”只描画上一段“诸王与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的传统公
式。可见得明朝人之修“元史”，崇奉忽必烈为世祖，成吉思汗为太祖，其目的仍在保
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完整性，甚至抹杀史实，削足就履，硬把蒙古人写为中原的汉人。

而且今日提到成吉思汗还可产生一个现实的国际问题：蒙古人不仅分居于内外蒙古，
也仍在苏联境内保持了Burya
t
和Kalmy
k
两个自治共和国。一般说来，这四个地区的人
民都奉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苏联一方面好像在替外蒙撑腰，一方面却又不准许外蒙颂
扬成吉思汗。美国作家HarrisonSalisbury说：“爱国的俄国人恨着成吉思汗，好像他的
入侵，还是昨日情事。”还有一些苏联人骂起１３世纪的蒙古人来，索性把２０世纪的
中国骂在一起，还憧憬着一个“黄祸”的面貌，在欧美各处宣传。其原因则是成吉思汗
所建四个汗国两个在今日苏联境内，而尤以金账汗国辖莫斯科及基辅，盘踞了这个地区
近两上半世纪（１２４０－１４８０），很多苏联人不仅以为羞辱，而且因此历史的发
展阻碍了俄罗斯向西方的接触，成为日后文化上落伍的一大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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