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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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 黄巢


中国的民变，通常在开始时，带有几分离奇和神秘的色彩。其原因则是一般农民安土
重迁，除非有剧烈的天灾人祸，很少机会能促使大量的人口铤而走险。并且纵使他们被
投入变乱的大熔炉，也仍要通俗的宗教思想，有如苍天代黄天，弥勒再生等等传说与观
念，发动精神上的力量，去支持其大规模的暴动。又要待这两种因素牵连在一起，酝酿
到一段时期之后，这民变才引导出来某种有迹象可循的社会运动，使人们能考究其在历
史上的真意义。

公元九世纪末叶黄巢所领导的变乱，不尽符合上述程序。虽说８７０年间，“仍岁凶
荒人饥为盗”，曾构成变乱的背景，黄巢和他的身前领导王仙芝却不能在蝗灾所及的山
东、河南与陕西奠立反叛的基础。黄巢曾一度称“冲天大将军”，也散放过一些谣言与
谚语，去助长他的运动，但是宗教上的牵涉引用，却始终不是他运动之中值得注意的因
素，也没有全民动员，促使女人和小孩子一并参与的征象。

关于黄巢的出身，《旧唐书》只称“本以贩盐为业”，还带着一种轻蔑的语气。《新
唐书》则说“世鬻盐，富于赀”，已非一般贫贩脚商。《资治通鉴》更提出他“屡举
进士不第”的背景。而且新旧唐书都把他与朱此并列，《新唐书》更标明其为“逆臣
传”，可见得传统的作史者没有把他当作一般流寇看待。

《新唐书》又再说及：“巢之起也，人士从而附之。或巢弛檄四方，章凑论列，皆指
目朝政之弊，盖士不遑者之辞也。”只是其文字过于单简，我们无法确定其“人士从而
附之”的实际情形。但是他手下大将朱温，以后为梁太祖的朱全忠，其背景最近经王赓
武的研究，证明其并非十分寒微。即此一端，也可以看出《新唐书》所说不虚。

黄巢造反的事业，通过广泛的区域，除在赣闽之间“形山开道七百里”之外，一般都
不避通都大邑，也沿着巨流大川来往，所以他部下农民军的成分，并不十分浓厚。看样
子他曾吸引一大部城市人口，而且他的部队一经打散又能迅速恢复，所以他必经常收纳
讨伐他之官军的兵员。

公元８７８年王仙芝在湖北黄梅附近授首，所有流寇逼至长江以南，才使黄巢的运动
彻底的展开。他于这年由浙江江西入福建，是年冬或翌年春得福州，又再于８７９年的
夏天攻占广州。在这时候他还希望朝廷招安让他做广州节度使。只是此计未酬又加以疫
疾，军中病死的很多，他在广州大肆屠杀之后，决心北返，路中不费力的取得潭州（长
沙）。８８０年初他曾被山南东道节度使刘巨容所属的沙陀（突厥语系）骑兵在湖北挫
败，但是黄巢仍沿长江中游再寇江西安徽浙江，终在采石渡江北去，兵力称六十万，实
际上其数目无法确定。又经过几度迂回之后，先占洛阳次攻陷潼关，至此长安不战而
得。唐室的僖宗李俨，早已仓皇奔蜀。

黄巢占领长安两年半，称大齐皇帝。是他事业的最高峰，也是自投陷阱。他与长安人
民的关系，一直没有弄好，自己则放弃流动性，也无法开疆拓土，以致都城内的供应也
渐成问题。８８２年朱温降唐。８８３年沙陀之“黑衣军”被召勤唐王事，克服长安。
但是黄巢即东奔仍与唐军麈战达一年，终在８８４年在夏天在山东兵败自刎，离他十年
前起事的地方不远。黄巢的部队渡过黄河两次，渡过长江四次。可是他的南北驰骋，也
并不是“如入无人之境”。他初期在长江以北，避免攻坚，只是掠地胁迫人民参与他的
行动。他的战术，似得自王仙芝。《新唐书》说及王死之前，曾劫掠安庆南昌岳州长沙
一带（唐时为和、洪、岳、潭各州）。其战法着重保持坚强的中枢指挥系统，同时向数
处派出搜索部队，如果某处敌方决心固守或准备迎头痛击即放弃这方面而之他。所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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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黄巢

有所不攻，城有所不取。只是南方各大都会一般防御松懈，才给他有机会放肆。他在北
方唯一的例外为８８０年年底之攻潼关。然则这时防御军的主体之神策军，为唐室宦官
掌握。神策平日的军籍为长安富家子弟占有，他们借军马和制服装威风，一到作战临时
出钱雇贫羸之人替代。而且潼关的防御也着重城楼，而忽视附近地形，因之也让黄巢未
战先胜。

长安本身政治之混乱，也与这些流寇的故事不能分割。唐朝的中央政府自九世纪初期
以来，有“北司”与“南司”的轩轾。北司为宦官的衙门，他们有四五千人，自德宗李
适成立神策军，宦官取得兵权，又废立君主，有逐渐组成一个军政府，与宰相所率领的
南司抗衡的趋势。

南司的文官也有它自身的毛病。在公元８５０年以前约四十年，最重要的争执为“牛
李党”。牛僧孺与李宗闵是同年进士出身，声气相投。李吉甫和李德裕是父子，其政治
力量更是一脉相传。李吉甫为宰相时牛僧孺和李宗闵曾在皇帝面前攻击他。后来牛和李
德裕同是朝中重臣，先后任宰相，也将父子以来的冤仇，牵扯到一起。除了他们个性与
背景之外，其政策与立场也有显明的差异。以现代术语称之，李德裕可称“古典型”、
“保守派”。他认为对藩镇不可放松，一定要坚持中央的威信，在国防上也要对回纥和
吐蕃采取主动，并且排斥新进文官看不起由科举出身的进士。牛僧孺可称“现实主义
者”或“自由主义者”，他看清朝廷力量有限，不愿在内政外交上另生枝节，牛李两方
既无合作与妥协之可能，也影响到彼此的门生子弟。牛僧孺和李德裕在８５０年前后相
继去世，他们的争执已成了往迹。但是朝中分裂如故。早在８１３年李绛即对宪宗李纯
说及：“朋党言之则可恶，寻之则无迹。”迄至黄巢占领长安，僖宗在成都的流亡政府
也仍是门户派别，各不相让。

这样一个分裂的政府赋予战局的影响则是所有的军事长官都觉得安全没有保障，于是
意存观望，不愿有功，但求无过。在湖北击败黄巢军的刘巨容就是一个典型。传说有人
劝他乘胜追击黄巢，流寇可望全部歼灭。他即说：“国家喜负人，有急则抚有将士不爱
官赏。事宁则弃之或更得罪，不若留敌以为富贵之资。”他是否真如此直言，无法证
实，但是这种态度则极普遍。即派往剿伐黄巢的大员如高骈与王铎，亦无不如此。所以
战场上谎报敌情，各路缺乏协同，预为流寇留出路，不令他们作困兽斗，有战果不扩
张，有时不战先溃成为官军一派普遍现象。因之政府阵容中留下了很多空隙。黄巢行动
叵测，他的眼光不受局部形势限制，他能够协定大部队的行动，不可能没有纪律及军事
天才，但是他的成功也还是归功于对方的弱点为多。

以上各种因素前后重叠互相印证，使我们看出黄巢的造反与一般民变的情形不同。唐
代的覆亡，也与汉朝的覆亡有很大的差异。农村问题与土地占有，当然与大问题有关，
可是不是最重要的环节。九世纪的中国社会，以过黄巢的骚扰，并没有完全崩溃，有如
魏晋南北朝的阶段。以后宋朝的重新统一，也全赖都市里的经营，不需要在农村里改
组。

可是黄巢的暴动却彻底的暴露了政府机构间各种事物无法协定的真象。这种弱点也还
是要追溯于税收与财政。唐初的租庸调制，有如《新唐书》“食货志”之所云，“以人
丁为本”。这样的设计，假使人口极少流动，各地情形一般均一雷同，管理他们的文官
组织，也是一个庞大的扁平体，其中各种因素，都可以互相交换。中唐之后，这种情形
已经有彻底的改变。杨炎的“两税”符合当时的需要，可是新制度出诸一纸文书。这时
候如何按亩抽税，如何行累进税制，如何征收商人的资产税，全靠州级以下地方官作
主。地方分权的门径一开，即再无法统筹归并，各道对朝廷的进奉也称“税外方圆”，
也有“日进月进”。北方的藩镇既独立自主，一到九世纪初期全国只有东南地区约占唐
帝国四分之一的地方还向中央按时缴纳税务收入，北方约有四分之一地方则全不缴纳，
其他约占一半的地方则缴纳无定。地主政府的收支更无从复核。８３７年李德裕代牛僧
孺为淮南节度使，两方的交代则称有钱四十万不对数。中央政府自身的收入也有采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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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黄巢

包制的模样。８２１年盐铁使王播即一次进“羡余”绢百万匹。这样当然谈不上吏治的
澄清，也难怪文臣之中有党派之争，在这环境下皇帝也只有依赖宦官。

而且唐朝末期的军费，大部靠盐税收入开支，时人就说“天下之赋盐利居半”。除了
东南沿海之外，其他的盐池盐井都给各地驻军专利。

财政与税收缺乏规律性与统一性，其结果一方面是科敛重，容易激起民变，王仙芝作
乱时其檄则称“吏贪沓，赋重，赏罚不平”。黄巢与他同业盐。在五代十国间为吴王的
徐温，创立前蜀的王建和割据浙江的钱谬也都一度以贩盐曾经为盗。可见得政府之专卖
食盐与人民生计攸关，其间处置失当就可以使这一项利源成为变乱的渊薮。另一方面的
影响则是在这财政混淆的局面里，国计也受限制。李德裕企图裁减官吏两千，其原因也
是“财日寡而受禄多”。僖宗朝宦官田令孜为神策中尉（禁卫军令），《新唐书》“食
货志”也归结他的行动为“怙权用事，督赋益急，王仙芝黄巢等起，天下遂乱，公私困
竭”。并且黄巢乱后，他又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两池盐利。两池的收入向来为王所掌
握，他只每年向朝廷岁贡盐三千车。这时田募新兵，希望收回盐利给饷。王重荣一怒之
下，又进兵长安，引起僖宗李俨再度出奔。

从以上各节综合看来，黄巢的变乱，证明内地的集体安全，需要一种新的体制，也与
财政税收息息相关。这时候长安的唐帝国无力出面领导。而且全国缺乏适宜的币制，富
户居奇造成钱荒，通货收缩之余有些税民所付赋为原额三倍。而全国省级单位有五十个
道，也亟应收纳归并。凡此都要待五代十国之军政府的一番调整，才能走上赵宋王朝的
正规体制。在这种情势之下，黄巢及其招讨，只是推进历史的工具，而不是历史发展重
要节目。有识者早已看穿个中奥妙。钱谬与镇将董昌都是临安人，他们在高骈指挥之下
与黄巢作战，可是钱对董说：“观高公无讨贼心，不若以捍御乡里为名而去之”。这样
看清大局，钱谬才能节省力量，以后他一手创立的吴越，统治浙江几一百年，在五代十
国间历时最久，也可以说是在大时代变乱之中已先向历史伸展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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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五代十国


五代史中的冯道，是一位相当离奇的人物。他历事四朝，三入中书。不管主子是沙陀
人、西夷人或汉人，也不管他们是创业或守成之主，他都能够怡然作首相，左右如意。
他也能出使契丹，与“戎王”论道而使之心折。冯道所作《长乐老自叙》，一篇简短的
自传，内中列举他的官衔，倒占满一面。他被封公爵五次。既为鲁国公，也被封为梁国
公、燕国公、秦国公和齐国公。可是保全原始史料的人都一致承认冯道并非因谀见宠，
而他在朝野生活之中，先已造成了一种贤良的名誉。《旧五代史》说他“在相位二十余
年，以持镇俗为己任”。《新五代史》也说“道既卒，时人皆共称之，以谓与孔子同
寿，其喜为这称誉如此”。而且新旧两史一致认为契丹之没有夷灭中国人，冯道之力为
多。

这故事赋予我们一种印象：传统历史家以“褒贬”为己任。也就是认为盈天地的事迹
都可以用同一道德的尺度衡量。可是在其窄狭的历史观里也终产生例外之情事有如冯道
者。今日我们企图放宽历史的眼界，更应当避免随便作道德的评议。因为道德是真理最
后的环节，人世间最高的权威，一经提出，就再无商讨斟酌之余地，故事只好就此结
束。传统历史家忽视技术因素的重要，也不能体会历史在长时间上之合理性，这都是引
用道德解释历史，操切过急将牵引的事实过于简化所造成的。

公元９０７年唐朝最后的一位君主昭宣帝李祝禅位于朱温，自此展开了梁、唐、晋、
汉、周的五个短朝代，到９６０年赵匡胤在陈桥驿被军士推戴，成为日后的宋太祖，当
中只有五十四年，这期间在历史上则称为“五代十国”。现有的历史纲要，大部分没有
叙述到故事的重点。新刊行的研究文字，则又过于繁碎。都不是一般读者亟于领略又能
掌握的资料。

我们应当先看清：在悠久的中国历史里，五十四年不为过长。况且五代十国上接李唐
下承赵宋，彼此都是连亘约三百年的大帝国，可见中国社会在这过程中虽经颠簸，并没
有完全垮台；并且这五十四年内，尚可能产生若干积极的因素，这样才能让自北魏拓跋
氏所创的“第二帝国”继续在历史进程中迈进。

五床十国之产生，由于唐朝的衰亡。但是李唐王朝之崩溃，并非由于社会之退化，而
是由于社会之进化。一到八世纪，全国人文因素愈趋繁复，各地区的进展层次却又参差
不齐，其整个的毛病是一般情况与唐初行政设计的扁平组织发生距离。两税制一行，各
地区又自行斟酌处理其财政，其数目字既加不拢来，于是文官组织之各种事务都能按品
位职级互相交换互相策应的原则都行不通。政府的措施也难得公平合理，于是朝臣分为
党派，皇帝则无可奈何，只好挪用一笔公款组织禁军信任宦官。一到内忧外患加剧，其
分化的情势也更明显。

朱温经唐朝赐名朱全忠，他后来又改名朱晃，是从黄巢阵容里降唐的将领，他究竟是
狼子野心，老早蓄意篡唐，或事到临头，不得不如此，已无关宏旨。即使他是否如有些
历史家所说“自为天子执辔，且泣且行，行十余里”（有些人则说他不过策马先行替天
子开道），又是否全部矫饰，也与今人关系至微。这时他的目标则是重组一个统一的大
帝国，于是让自己被封为梁王，以掌握开封一带的南北孔道。又诛宦官，强迫昭宗李敏
迁都洛阳，以逼近自己的势力范围和中原物资。９０４年他更取得诸道兵马元帅的位
置。昭宣帝任命他总判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的事务则辞不就。但是至此他取唐而代之的企
图已无法包瞒也无从遏止。因为传统的中国政治就不容在皇帝之外再产生一个如此大权
独揽的独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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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五代十国

这时候唯一能与朱温对抗的为李克用，他是沙陀人，他的父亲朱邪赤心因勤王赐姓
李。在收复长安的军事行动中，李克用建功不在朱温之下。兹后他以晋王的地位，取得
太原以北的地盘（河东）作为沙陀骑兵的根据地。五代十国期间，这由太原与开封间造
成一项敌对之轴心的情势未曾中断。即使昔日之战友，如今分处两地即为世仇。继朱梁
之后李存勖（李克用子）之唐，石敬瑭之晋，刘知远之汉，和郭威之周，其创始人都先
后出自李克用的军事系统，虽然在血缘上说，他们和他们的继承人属于几个不同的民
族。

实际上五代不过是五个希望成为正规的朝代，且一直在北方。除了极短的时间之外，
都定都于开封（汴）。十国则系这五代统御不及的王国，也有前后重叠的情事，大都在
南方，也是五代政府鞭长莫及时一般草莽英雄割地据土的产物。唯一的例外则系梁唐晋
汉周之周在开封成立时，刘知远之弟也仍在太原称帝，国号也为汉，历史家则称之为
“北汉”，算作十国之一。唐朝的二百六十八个州，五代所谓中央政府所控制的不及半
数。

当太原与开封展开斗争的时候，有一种侧面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深远的影响。此即
是公元９３６年石敬瑭在太原与开封作战的时候向契丹乞援。后者的耶律德光和他见面
之后石敬瑭承认割幽燕十六州予契丹，这十六州包括今日河北的北端，北京也在内，又
及于察哈尔的一部和山西省雁门关以北。并石敬瑭称耶律德光为父，每年又进奉绢三十
万匹。传统历史家都以为让异族割据长城以南的地带，又称臣纳款，造成历史上至大错
误。迄后中国不知费了多少力气，也收不回幽燕十六州。直到１３６８年明太祖朱元璋
令大将军徐达北伐，才算还我河山，至此距石敬瑭的割让已四百三十年。

然则事实却并不如此简单。契丹发源于东北之辽宁吉林，中国古籍称他们为“东
胡”，实际则属于蒙古语系。他们在隋朝即见诸典籍，在七世纪武则天时代即已蹂躏河
北。唐朝末年，他们的首领阿保机（生于公元８７２年），开始引用汉人，建造城郭，
奠定了农业基础，又创造文字，开盐铁之利。在朱温称帝的同年（９０７年）称帝，虽
说还要待四十年后才正式立国为辽，但此时已有适当的典章制度和南朝抗衡。

同时我们还要看清：当日华北沿长城一带是一个汉人的多数民族的农业社会与少数民
族游牧社会互为出入的地区，终唐之世没有一方取得绝对优势。《新唐书》的“北狄
传”还说最后的一个庐龙节度使刘仁恭，曾和契丹订约，以牧地换战马。而且９３６年
之前，契丹之侵略山西北部也见诸形迹。所以这一套的发展，并不完全由于石敬瑭之开
门揖盗，契丹立国后进出华北，已是迟早间事，只是阿保机和耶律德光父子利用中国国
内的间隙作拓土的根据手腕灵活而已。

从长时间远距离的观点看来，则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由长安东移，其国防重点也同时东
移，以后不仅契丹之辽，而且女真之金、满州之清都发源于东北，即蒙古部落发迹的克
鲁伦河也仍是正北偏东。这中间的一段没有被人注意的发展则是当日河东地区的沙陀势
力虽有分化作用，可是经过五代十国的阶段，已渐为次要，以后北宋之征北汉，并不费
力。而侧面的契丹问题，则又成为主要。同时宋朝对付这种问题，开始采取一种竞争性
的体制。敌方既已成为一个死对头，则不能再以蛮夷戎狄的名义一味轻视，这种态度为
汉唐之大帝国之所无，也不是兹后明清两朝所能承袭。

按其实则一个国家和一社会采取军事体制，即已经不期而然的采取了竞争性的态度。
中国之如此，也不始自北宋，也不始自五代，而是在唐末藩镇跋扈的时候，已具其端
倪。当时各节度使，割地自守，都在他们掌管的城市里，创设“牙军”。牙军原系衙内
之军，不过是节度使的随身卫队。便是一经各藩镇提倡变成掌管者的亲军，如田承嗣在
魏博时，“重加税率，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
之间，其众十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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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五代十国

其他各地不一定能进展到这程度，但是牙军，成为优秀部队，有特殊的饷项给养。内
中的将校，又成为节度使的“假子”和“养子”，不仅职位世袭，而且队伍一扩充时，
他们就升任高级指挥官。其他的“外军”和“团练”，则作为第二线和第三线的军备。
这样造成一个全国皆兵的姿态。藩镇的军事力量也由所在之镇辐射而达于全道，要不是
完全代替了州县的文官组织，至少也构成一种平行的机构，干预或独断民政。

这些藩镇内的节度使对于“长史属官任情补署”，则其经理税收，已无一定的法则。
不过照现存的史料看来，他们并没有全部创设制度，而是按“两税”的原则大规模的扩
充修正。田赋则一般的提高，房屋也有地产税，盐樊专利惩罚严峻，酒醋官卖，及于曲
蘖，货物的进出则在各地设有转口税，通常由军人掌握，即所谓“部曲主场院”。唐制
节度使和副使各有判官之外，各道另有“军事判官”，这时候各牙军也有“押牙”，掌
管经理与后勤。这些人员于是利用军事组织，造成财政税收的系统。五代时承袭这种体
制，一般将税收增加到最高限度，为传统中国历史所无，经过赵翼在《廿二史札记》里
指出，也见于各地方志的记载（有如１５６６年的徽州府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只是因为藩镇官员一般世袭，他们与所割据的地方，有同的利害关系，他们也能够窥测
到财源的所在，双能负责作主，不致因征敛而产生严重的社会问题。为官僚制度一切由
中央遥制只顾系统之完整，漠视各处实情之所不及。

五代对这种军事财政体制，一方面给予承认，一方面也在逐渐加强中央的管制。唐朝
的中叶以后，常备兵以名称作番号，有如“威武军”、“长兴军”。五代时因袭这种办
法，节度使所管辖者为军，也各有指定的防区。于是全国构成几十个军管区。《五代会
要》列举三十六个州改隶于各军节度使的经过，证实其整个组织，实系一个庞大的军政
府。而枢密使的设置，则表示着中央集权的趋向。枢密使原为小官，在唐朝以宦官典禁
军的时代设置。五代时枢密使则显然的成为一个直接报告于皇帝的军政部长，不受宰相
的统御。与之相对的则是三司使。“三司”为盐铁、户部和度支。一般说来盐铁所管为
新型商业收入，户部则掌握传统的农业收入，度支则管辖交通和物品的转运。把这些职
责归并于一个掌握，也表现着中央政府财政集中，有策应其军事行动的准备。此外后唐
于公元９２６年设官为“三川搜访图籍使”，９５８年后周派三十四人于诸州检定民
租，更显得各地区各自为政的趋向已成过去。这一切措施对奠立宋朝的基础都有相当的
贡献。

传统的历史家对于五代十国没有多少好话可说。要不是“僭窃交兴，称号纷杂”，则
是“峻法以剥下，厚敛以奉上”。他们不知道在唐宋之间，不能没有这样的一重过渡时
期，将军事与财政的管理权放在地方政府头上，使一切更趋紧凑和实际，然后再集中归
并。否则就不能构成北宋这样一个带竞争性的体制去和北方少数民族用骑兵为骨干有农
业为支援的新型外患周旋。

况且军备和税收提高，交通与货币的使用活跃，是中古时代刺激经济成长的不二法
门。“十国”在南方之“国”，经常在同一时期只有四个或五个。这样的疆域与面积也
比较便于管理，而以发扬各地区经济的潜势力，则较统一的大帝国凡事都要着重均一雷
同的办法有效得多。一般的情形，各国间经过初期分裂的争斗，开始承认及尊重邻国的
现状。人质则经退回，各世家又约为婚姻，增进友谊，在收成不好的年份又能互相通融
周济。要不是因为北方的外患关系，这样的安排不见得比统一的大帝国为低劣。

钱谬在浙江筑海塘兴水利。王审知在福建开甘棠港，提倡国际贸易。马殷在湖南种
茶，又令民自造茶以通商旅，使茗茶行销于华中各地。又铸铅铁钱，以贱值的货币促进
民间的商业。这种种作为也不是统一大帝国的官僚组织所能随意创制而能胜任愉快的。
只是武人抬头，文士揠蹇。这五十四年不是大政治家建功立业的际会，甚至也不是忠臣
烈士青史留名的机缘，所以在这非常时期，产生了一个冯道，他替一般人民请命，保存
了传统统一政府行政的逻辑。一般的作史者，对付这样一位“视丧君亡国亦未尝以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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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五代十国

意”的“无才无德痴顽老子”，又不能随便褒贬，也只好把他当作一位例外的人物看
待，让他去自命为“长乐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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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宋太祖赵匡胤


中国历史中主要的朝代，每个不同，而尤以赵宋为显著。说也奇怪，各朝代创业之
主，虽凭军事力量夺取江山，只有赵匡胤是个职业军人。其他如汉高祖为亭长，唐高祖
和隋文帝是贵族，元太祖和清太祖是少数民族的领袖，明太祖是农民，他们的政治背景
在创立帝业时先声夺人。只有宋太祖赵匡胤以军功起家，即创立朝代之日，仍是现役的
高级将领，这与北宋之注重技术，企图在中国历史里打开出路，不因袭前朝作风的趋向
有很大的关系。

所以我们从《宋史》的本纪里看到赵匡胤幸造船务、观制造战舰、观水矶、阅炮车、
视察练习水战、亲授医官黜其艺之不精者，前后不绝。他自己也武艺高强，骑马射箭均
是第一流能手，未做皇帝前曾以大将的身分亲自参加战斗，所以宋朝人也称之为“艺
祖”。

既作皇帝则他不能搬出智力德行均高人一筹的表现。可是赵匡胤不以抽象的观念笼罩
事务。他作圣贤之君的观念，能拿出来对真人实事发挥，在各代帝王之中可算是最能说
实话的一位。他要石守信等交出兵权，曾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
欲各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耳。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好便田宅
市之，为子孙立永久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
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因为他的直爽，宋太祖不用
汉高祖和明太祖的伎俩去屠杀功臣。在统一期间被他征服的小朝廷的首长，也受优待，
无历朝的疑忌杀戮情事，据说他自己曾立有“誓约”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这一方面表示
他的宽怀，一方面也由于他的自信。

赵匡胤受母亲杜氏的吩咐，传位于弟赵光义（太宗），终其身没有因为继承问题而在
他左右产生各项阴谋。虽然这种纪录在赵光义一朝就不能保持，宋朝宫闱间的纠纷究竟
比各朝为少。这三百一十九年内（包括北宋及南宋自公元９６０年至１２７９年）也有
太后主政的情事，但是未构成女患，宋朝也没有宦官专政的情形。

对个人作褒贬，不是本书的目的。况且宋太祖赵匡胤没有一般帝王的毒辣，也还不是
完人。他饮酒常醉，有一次他所乘马蹶坠地，他站起来就解佩刀刺马杀之。还有一次他
举行露天宴会的时候下雨，他就盛怒，弄得很多臣下惶竦，可见他也有粗蛮性格，他也
会冲动而有时不能掌握自己。只是赵宋一朝不以恐怖政治作为它帝业的基础，由来已
久。虽然这不能与赵匡胤的个人性格无关，却也仍是历史时势使然。在这三百多年里，
中国有了一定的国家之目标，朝廷成为一个带竞争性的机构。在这些条件之下，态势显
然，用不着多番矫揉造作，所以其朝政也较其他各代为开明。

赵匡胤在公元９６０年奉后周周恭帝之命去讨伐契丹，兵次陈桥驿，距开封不及一日
的距离，被部下以黄袍加身推戴而为皇帝。这种情形，与西方罗马帝国的情形相似，在
中国的五代也已数见。即是后周本身，也是在这情形之下产生，恭帝郭宗川，则是一个
七岁的孩子，因之９６０年之政变创立北宋，没有遇到抵抗，在中国历史上也创立了一
种不经过流血而诞生一个主要的朝代之奇迹。

出征的军队既还回国都，宋太祖放弃了征伐契丹的计划，这计划也终身搁置。他到晚
年才重新展开开封与太原（北汉）轴心间的战事，也因对方的顽强抵抗而罢，他在位十
七年之中着重以军事力量，削平南方独立或半独立的国家。在他有自觉中，完成了一项
“大历史”的任务：公元第二千年的上半期，中国南方的多数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有了
一段长时间大规模的斗争，双方都要作长远的准备。因为赵匡胤的长远打算，北宋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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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宋太祖赵匡胤

继五代而为第六个短朝代。但是赵匡胤并没有完全忘记北方的顽敌。他曾对赵普说有朝
一日他要能恢复幽燕十六州，他就要在北方山地上古北口一带设防。这计划到四百年后
才由朱元璋指导下遂行。

赵匡胤所灭之国，有荆南（湖北）、湖南（即今日湖南）、蜀（四川和陕西一部）、
南汉（广东和广西）和南唐（江苏、江西及安徽之一部）。钱谬所掌握的吴越（浙江及
福建之一部）则仅纳贡，钱也和他约定“三年一朝”到开封来拜访他，但是其疆域仍未
入宋朝的统治，福建的厦门和汀漳也仍在化外，要待太宗朝北宋才能席卷长江以南。

赵匡胤完成他局部统一之后，曾派官员到各处度民田，但是未曾下令重新分配民间的
土地。他也着令“均赋税”，但是一般看来，他仍因袭五代的体制，只在局部的调整，
没有大规模的改组。他之没有征兵制，尤为各朝所仅见。他治下国家的力役，也尽量避
免征派于民间，而由“厢军”（详下）服行。宋朝创业之主用刑罚较前代温和，但是对
官吏的贪污则不假情面。然则他也说到“奉禄薄鲜，未可责廉”。于是他对各级工作人
员一体加薪。宋朝的官俸也较其他各代为高。他所设国家储备军，中作封桩库。他曾
说：“俟满五百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他又曾向左右说：“我以二十四绢购一契丹
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人止费二百万绢，则敌尽矣。”很少的中国君主，会这样坦率的
承认人的私利观，而且赵匡胤很明显的知道国家经济的力量庞大。他的积绢计划，曾给
第六个皇帝神宗赵琐一种启发的作用。约在一百年之后，神宗在库房上题自制诗：“五
季失图，俨狁孔炽，艺祖造邦，思有惩艾，爰设内府，基以募士，曾孙保之，敢忘厥
志？”以上三十二字，以每字作一库的名号。三十二库积满后又成立二十库。但是其祖
先与曾孙都没有看出：经济力量固然可以翻变为军事力量，但是其中又有组织结构的各
项原则，并不仅是二百万匹绢，则可以敌对方十万的精兵。这题目关系整个宋朝的历
史，当在以下各节分析之。

宋朝号称中央集权。赵匡胤的作法，首重军制与财政。在军备上中央所统制的为“禁
军”，诸州之镇兵曰“厢军”；各地方的防守则为“乡兵”。这办法也沿袭于五代之
“牙军”体制。中央经常向各州镇抽调其强壮兵卒，而将老弱淘汰。起先以“样兵”召
诸州选所部兵至阙下，以后则代以木梃，各州镇有照身材招募训练的责任，一到训练成
熟其后员就补入禁旅。禁军虽为中央军也按时派遣驻屯于各地，川流不息。财政方面各
地方的收入，同样的分为“上供”、“送使”、及“留州”三个部门。“使”为转运
使，其职责是将各地财物，输送于中央。在朝代草创时又在各阶段征服江南诸国时，这
些资源竭尽其力的输送于汴京，以致仓库盈溢。有如《宋史》“食货志”有云：“于是
外权始削，而利归公上”。北宋政府也因袭五代体制，以枢密院主军事，三司（盐铁、
户部、度支）管财政，彼此都是中央政府里最紧要的官署。又以文知州军事，并且打破
了唐末以来地方首长派遣县级官的习惯，重新整个的任命州县官，因之又要着重选举，
是以宋朝的考试制度，采取三年循环制，已确实正规化。

以上各种设施都有刺激国家经济的趋势。宋朝在商业方面的收入，如茶樊盐酒超过以
前各代。政府又大量铸钱，货币之扩充，在太祖时已开始，以后叠增到年五百万贯的数
量，如是两年的铸钱数，就要超过四百年后朱明全朝代二百七十六年所铸之总和。如此
一来，宋朝的矿产也打破以前的纪录。北宋以开封为国都，南宋以临安（杭州）为国
都，专着重水陆交通的便利，在这一点没有多方考虑到军事上和国防的需要，也是各主
要朝代之所无（但是赵匡胤主张定都于长安或洛阳，因赵光义反对而罢）。

以上所述与一般历史书并无出入。这又和“大历史”有何关系？

从远距离的观点看来，第二帝国经过北魏的孕育，隋及初唐间继承着间架性的组织和
体制，使这个扁平体的社会发育滋长。经过中唐之后，质量上的进步，使各地区参差不
齐，其繁复的情形，超过初唐租庸调的系统所能概括。又在安禄山叛变前后，李唐王朝
企图重新掌握局势的诸种办法，如“括户政策”，用募兵创设十个国防区，削藩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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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宋太祖赵匡胤

立神策军，以宦官作监军，都只有局部的功效，与其官僚制度和立国精神相反，而两税
制只有一纸通令，更促进分化的作用，如此只有使唐朝瓦解，及五代十国的出现。

五代十国是一种分裂的局面，概言之，也可以称为军阀割据。然则军人注重实际，以
部曲管理场院，固然将税收增高，但是以地方分权的精神主持之，针对各处状况，也能
造成政府与民间的一种联系。又有唐朝留下来的一套法令，所以赵匡胤虽武人而能自
制，又得了赵普这样的一位贤相，定立了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宗旨，就能将一个分裂的帝
国，重新凑并拢来。其注重军事技术与财政组织也成为北宋一贯的作风。

可是在诸事发展顺利，统一依计划完成之际，赵宋王朝也预先替自己埋伏了一些日后
的困难。以中央集权代替地方分权，又重新归返到官僚体制，截断了治理者与被治理者
在各地区中一种自然的联系，并且各处数字幅度上的相差更大，技术上更不容易掌握。
上面已经说及，中国已展开一种在南方以水运占优势的经济体制与社会和一个在北方以
畜牧为主的体制与社会。前者过于自信本身外表上和数量上的优势，没有设想到两者在
历史上长期的抗衡，可能决定于彼此在时间上和组织上坚韧性的差异。而且补给线的长
短，也与战场上的进出有很大的影响。

这些因素不可能由当事人一眼看得透彻，即使几十百年之后，整理历史原始资料的历
史家仍没有看清。赵匡胤在公元９７６年去世之日即算按照传统“盖棺论定”的立场看
来，也算得是一位非常成功的人物。而注意事业上的成功，也是宋太祖赵匡胤自己的一
生宗旨。他曾在武成王庙观两廊所陈历代名将的画像，当场指示应当“功业始终无瑕”
的才配享。因之班超、秦叔宝等二十三人进升；张飞关羽等二十二人被退，管仲则特制
塑像奉祀。这也与传统的习惯，总是要哼吟着“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沉湎于一种悲剧的情调才算得有见识的态度完全相反。只是个人的传记可以盖棺论定，
历史却无法盖棺论定，也没有功业无瑕的朝代。经过太祖的创业，宋朝的历史留下了不
少似是而非的现象：一个以军人为首脑而组成的国家，自始注意国防，偏在军事上的作
为，不及其他任何主要的朝代。它的民间经济，也有突出的现象，它却不能掌握这种优
势。它企图注意实际，不受抽象的观念所蒙蔽，而这三百一十九年在它领导之下，所产
生的特出人物，偏是哲学家为多。而“学究”首先出现为一种官衔，其成为一种被讥讽
的对象，也始自宋朝。我们如何解释这些矛盾？

以下各节当提出我们初步的见解。但是即从以上的现象，也可以断言以短距离近视界
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有它能力所及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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