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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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澶渊之盟


１９８７年夏天我去哈尔滨参加一个国际明史会议，在我个人讲，这也满足了一段心
头夙愿。１９４６年我去东北，曾到长春，只以未能抵达迄北为憾。这次到黑龙江省，
也算是幸运。过去从各种读物遇到“松花江”和“黄龙府”的名辞，都已经感慨系之。
而我们这一代的生活，也始终因９１８沈阳事变而开始其颠簸与折磨。既能在有生之
日，还能看到这地区的安稳和奠定，已经有了一种快慰。而且从铁路线看下去，很多地
区的景物，以大型的耕作地作背景，杂以各种行树，带着烟囱的红色砖房则结构成各式
村落，其形态在粗条的模式下有似于欧洲一些国家的情调。哈尔滨到飞机场汽车道二十
多里两旁行树的绝对整齐划一，更是我旅行中外之所仅见。据说黑龙江的人口，在抗战
结束时不满一千万，今日则已三千三百万。其中汉民族占百分之九十六，所以少数民族
纵可能产生局部问题，在比重上已不属重要，这种种发展，都证实我说的长期中历史的
合理性。

我作这种议论，其要旨也非提倡大汉“沙文主义”。国家主义种族主义和沙文主义之
成为一种坚定和普及的信仰，是现代社会的现象。英法的百年战争初起时，纯系一种朝
代国家间的冲突，直到战事末期，民族国家的情绪才开始抬头；德意两国则迟至十九世
纪才成为现代的国家。中国人之不重视国家主义更是由来有素。《孟子》一书中提到舜
是“东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学者所必读。传统的作史者
有如《魏书》的执笔者，更指出“昔黄帝有子二十五人，或内列诸华，或处分荒服。”
也就是利用一种传奇式的根据，去强调中外一家，间接支持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合理与
合法。而《魏书》也是廿四史之一。

在这种传统之下，今日中国之所谓汉人，本身已是一种历史上的混成体，除了与少数
民族对比，能够借着他们的特殊性格而显示其不同外，不能说是自始至终即已保持其血
缘上的独特性。也等于今日之英国人为最先拓殖之土著与意大利人、丹麦人、德国人、
法国人的混血民族。

而且中国过去一千年的历史中最重要的一段发展，则是汉多数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在
华北长期的武装冲突。这种冲突并非等闲，对很多人讲这不仅是生死存亡之所系，也是
成仁取义与放弃节操的分歧点，其中也产生了文天祥和史可法等等可歌可泣的事迹。他
们的奋斗，绝非由于一时感情冲动，不容后人一笔勾消。只是站在今日的立场，我们却
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小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迄今哈尔滨还有
一个中国民族史学会和中国辽金契丹女真研究会）。这原因很简单，中国境内各民族普
遍的通婚由来以久，即本文作者及绝大多数读者也无从有把握的证实自己在血缘上讲，
其为汉人实系公元二世纪以前之汉，或称唐人为九世纪以前之唐。其为多数民族与少数
民族混成的继承人，则难于辩驳。

根据以上的立场，我们认为中国国家主义的思想，确定于鸦片战争之后。直到外强不
把中国当作一个国家看待，中国人才感觉到有组织一个现代国家的必要。我们写历史，
也要基于这种着想。

这篇文字开始所说及的长期中历史的合理性，则在农业社会与游牧社会的冲突的时
候，初期游牧民族容易占优势，大概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可是他们战
胜多数民族之后，就容易被汉人同化。因为他们不能以一个流动的组织，去经常管制一
个固定的社会。所以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每一克服中国的国都之后即掠取图籍、历
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法物铠仗以及宫嫔宦官北去，也就是存心模仿
以颁布历日统筹农业生产，以各种仪礼维持官僚集团的体系，以宫廷的富丽繁华去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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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澶渊之盟

一种都市文化。也就是有意与无意之中自动“汉化”。同时在同一面积之下，农业的精
密工作能支持大量的人口，非游牧的生产方式可比。今日黑龙江有三十四个少数民族，
其人口总数却只有一百二十五万，也是由于这种自然趋势的发展之所至。

本书以时间上的连续进展为线索，提到北宋，迎头就有“澶渊之盟”的一个题目。我
写的既为“大历史”，而刻下截前断后的局势既已明朗，又何必提出一般读者很少听见
的一个名辞？在这里我也要指出：以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重新检讨历史，并不是完全忽
视历史中的细微末节。有时这些细微末节间的层次与程序，可以影响到以后的发展至
大，不过要经过细密的选择与斟酌。蒋复璁曾说及宋辽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
中国整个历史”。我们这一代在抗战前后受教育，当日国运如丝最怕中途退让，有“言
和即是汉奸”的说法，对于历史上的和谈也一味支吾规避。在这种情形之下，更使我们
不能忘记，直到西方势力东渐，中国历史的主题是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间的冲突。因动
员即影响双方的财政与税收，因此又影响到国家体制与社会状态。凡此也都可以自澶渊
之盟谈起。

澶渊在今日河南省濮阳县附近，在北宋时和今日距黄河北岸都只有一日行程，去宋都
开封，也不过二百多里。北宋的第三个皇帝真宗赵桓于公元１００４年在此与契丹之辽
议和。结果辽兵北撤，恢复战前状态。北宋则承认每年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其名义
则是“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双方又交换“誓书”，彼此以平等的地位相待，并
且约同“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守存，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
道”。这条约也永久有效，所以共同声明“质于天地神祗，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
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书中两方都称赵桓为“大宋
皇帝”，辽主耶律隆绪则为“大契丹皇帝”，不称辽。一般历史家均盛传盟时两方约为
兄弟，宋主称辽太后为叔母，但此种称呼不见诸誓书。

澶渊之盟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迭经争论的题目，有些读史的人认为宋朝不能在开国
之初，一鼓作气先攻下契丹，既承认辽政权的存在，又开“岁币”之滥觞，以后两宋
之“积弱”，只有使局面江河日下。强调澶渊之盟的得计者则指出，当日兵已攻澶渊
（州）城，去开封仅在咫尺，有些朝臣已建议迁都，劝真宗或征金陵，或奔成都，只有
主张强硬政策的寇准得到筹划中枢的毕世安的支持，簇拥皇帝亲临澶渊，才能订下这一
段和约，兹后宋辽不加兵者一百二十年。况且以绢银与契丹打交道是宋太祖赵匡胤历来
的政策，１００４年和约未订之前，真宗已打算承担岁币百万之数，后来能以三十万了
事，出于意料之外。而盟约最重要的一段收获则是没有割地。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
“幽燕十六州”与契丹，内中也包括瀛莫两州，辖今日之河间任邱等地，赵匡胤之前身
周世宗北伐时已收复这块地区，历经赵宋保持，契丹称之为“关南”，在和谈时曾一度
索还，被宋朝拒绝。因之后来真宗的岁币每年向雄州交付，是为两国国界，如此在和约
的交涉中，南朝并不是毫无所得。

从大历史的眼光看来，则这种争辩，只有局部的意义，若从长时期远距离着眼，则是
从十世纪到十一世纪初年的发展，揭开了今后一段长时间的竞争。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
以和一种由畜牧业所产生的政权，配合以新兴的农业基础，以今日的东北及热河为根据
地与南朝争夺华北的地盘。赵宋的南朝则自信以南方的经济和资源能战胜对方，这种态
度以赵匡胤所称“以二十匹绢购一契丹人首，其精兵不过十万”表现无遗。这长期间争
夺战，不仅影响各朝代的进程，也与以后元明清各朝的登场有密切的关系，即是日本人
之制造“满洲国”，仍是企图在几千百年之历史的旧题材中觅得一个新的借口，作他们
向大陆发展的工具。

同是这几千百年历史的运转，也不是如一般人所说的只有文化程度低的少数民族被文
化高的多数民族所融化。在双方全面动员之余，中国的“第二帝国”在隋唐宋以来所展
开的竞争性和外向的性格没有长到出路，而被迫放弃。代之而起的是“第三帝国”明清
的内向和非竞争性。此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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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澶渊之盟

刻下还待检讨的，则是何以十一世纪初年契丹与北宋会达到一种势均力敌的局面。也
只有这力量的平衡才能使澶渊之盟可能。

在叙述宋太祖赵匡胤的经历时，我已经提及他虽希望收复北方的疆土，却终其身以先
统一南方为前提。对北方的规划，始于太宗赵光义。他于公元９７９年征北汉（山西太
原迄北），这也是“五代十国”之最后一国。作战时契丹之辽曾派兵助北汉。所以北汉
一平，宋主就移师攻契丹，一直进兵到今日北京的西直门外。双方大战之后宋军崩溃。
《宋史》称“败绩”，《辽史》则称“宋主仅以身免，至涿州窃乘驴车遁去”。次年宋
军卷土重来，又在莫州（今日之任邱）战败。太宗的第三次攻契丹是在公元９８６年，
除在正面进攻之外也在山西方面大规模发动侧面的攻势，也终没有成功。

这三次战役都有共同的特点：宋军总是先胜后败。在外围和侧翼作战时，契丹虽败仍
然没有放弃他们的镇静姿态。一支宋军主力移师深入，辽军才给他们迎头痛击，战事非
常惨剧，双方高级将领阵亡重伤被俘之事经常有之。多次宋军战败由于食粮与饮水不
继，有时补给线也被辽军截断。既获全胜之后，契丹却没有组织大规模的反攻。在恢复
失地之后只以少数部队骚扰敌方。

若干非官方的历史资料指出三次失败之后宋太宗赵光义即决定不再攻契丹，而趋向和
谈。加之他在公元９９７年逝世，据说乃是以前作战所负箭创发作之所至。而且官方的
记载也称女真一度上书请征契丹，北宋朝廷不许，是为以后女真附辽的根据。而且西夏
也与辽联婚，对南朝叛顺不定，终至成为赵宋之劲敌。

后来中国在唐宋之间对西方经济的开发，有很大的进步，北方的少数民族在北方的经
营也有类似的进步。阿保机（后为辽人称为辽太祖）称帝时（事在公元９０７年也即是
朱温代唐之日）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并且在９２０年制契丹文字。他不
仅置城郭，并且多次俘虏汉人，充实他后方的根据地（掠夺人口是当日作战时的常态，
亦行于赵宋），以至市肆教坊都渐仿中国风制。太宗耶律德光得幽燕十六州后又将太祖
所置的南北两院大为扩充，也就是根据《辽史》的百官志所说“北衙不理民”的原则，
对北方袭用部落的组织结构去统辖以下州县。而“南衙不主兵”，则是在长城以南的地
带，以中国式的官僚机构，主持丁赋，但是民政与军事分离。又允许在南部的契丹人
“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他们的军备，也以契丹及奚人的“账族”编为
“宫卫”及“行营”。汉人则称“转户”，每一县都有一定的丁额，配属于各“斡鲁
朵”（宫）。

在这种体系之下，辽国全国皆兵。“凡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隶兵籍”。契丹兵
马强盛，大半由于他们平时编制和战时编制接近，有如《辽史》兵卫志所说“始闻诏，
攒户丁，推户力，核籍齐众以待”，惟其内部简单均一，执行起来才捷劲有效。并且他
们的下层组织，“每正军一名，马三匹，打草谷，守营铺家丁各一人”。其马匹弓箭皆
自备。又称“人马不给粮草，日遣打草谷骑四出抄掠以供之”。辽军在耶律德光时即称
有骑兵五十万，以上办法恐怕不能经常维持。但是其组织粗朴，能适应于简单的农村社
会则无可置疑。与之相较赵宋采取募兵制，其后勤统筹，大部物资由江南运来。其外表
新式时髦，可是推行于一个农村社会构成的国家里究竟有很多不合实际之外。赵光义时
开封的仓库堆积的雨衣和账幕有“数万段”破损，可见得其军事补给制度过于繁冗，不
是当日社会条件足能支应。从各种迹象看来，与契丹作战北宋已感到民间的负担不易支
持。《宋史》称９８６年北伐失败之后，朝廷于翌年“遣使市诸道民马”。当日契丹不
放马匹入宋，政府方面缺马，其民间之困窘可知。１００４年澶渊之盟既事实，朝廷在
收瘗战殁遗骸之余，也同是停江南所增榷酤钱，罢民间飞挽。

可是契丹采取战略上的防势，内线作战，累败宋军，远征敌境也究非所长。《辽史》
兵卫志就早留下了一段“不许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材木，但于界外三百里内，耗荡生
聚不令种养而已”的原则。１００４年的作战，由所称睿智萧太后主持（契丹后族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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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澶渊之盟

萧为姓）。她专政多年，能驾驭契丹皇族将领，也重用降人，所以才能冒至大之险。但
是当日辽军由遂城取安国经冀县永年展开于清丰及观城（以上均用今日地名以便查考）
深入敌境七百里，后方的重镇如任邱保定河间沧州却都没有攻下，看样子只有先声夺人
的姿态，没有与北宋作生死斗的决心。况且指挥作战的萧挞凛又阵亡，则和议已是求之
不得了。

所以澶渊之盟是一种地缘政治的产物，表示着两种带竞争性的体制在地域上一度保持
到力量的平衡。也只有在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之下，我们今日旅行于沈阳长春与哈尔
滨，仍感觉得几百千年历史的阴影，仍不时出现于我们的脚跟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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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 王安石变法


公元十一世纪后期宋朝的第六个皇帝神宗赵顼引用王安石，置三司条例司（财政税收
设计委员会），创行新法，是中国历史上一桩大事。这事情的真意义，也只有我们今日
在二十世纪末期，有了中国近代史的纵深，再加以西欧国家现代化的经验，才比以前的
人看得更清楚。

基于这种观点，我们可以把这段历史题材整个的拿出来重新商榷检讨。

王安石没被神宗重用之前，已有才名。“宋史”说他“属文动笔如飞”，又“议论高
奇，能以辨博济其说”。辨是分析的能力，博是见闻的广泛。其人既有如此才华，因之
虽只做得中下级地方官，已得到文彦博和欧阳修的推荐，也有了司马光、韩绛和吕公著
的宣扬（后来除了韩绛之外，他们都成了王安石的对头）。神宗于１０６７年嗣位，初
以王安石为江宁府知府，六个月后调他为翰林学士，已有了御前顾问的姿态。一年之后
又任他参知政事（在宋朝可比拟为副首相），专务“经画邦计”。然而神宗是一个有雄
心的君主，一意要收复契丹和西夏占领的国土（其实其占领已在宋前）。他曾对文彦博
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备边府库不可不丰”。然则这富国强兵的着眼，一般儒士已
把它当作法家宗旨。一代文豪苏轼就说他“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两
朝元老富弼更毫不容情的说他“陛下临御未久，当布德惠，愿二十年口不言兵”。皇帝
之重用王安石新法，引起满朝重臣的反对。以后这批“反改革派”或被贬派为地方官、
或退休。王安石于１０７０年同平章事（任宰相），朝中大官能与他合作的只有韩绛、
吕惠卿等，兹后被称为“熙丰小人”（熙宁与元丰都是赵顼的年号）。１０７４年皇帝
迫于众议，也可能因太皇太后曹氏的干预，王安石免相，可是不出一年又调回开封平章
如故。王安石再相一年九个月，终被罢免，皇帝给了他一个公爵和节度使的头衔，而实
际的职位，则是“判江宁府”，也就是归返到他起先在神宗手下第一个官职。

神宗于１０８５年初去世，继任皇帝哲宗赵煦实足的年龄九岁不到，他未成年时由神
宗这母太皇太后高氏（庙号宣仁圣烈）听政。她逐退了王安石的改革派，起用反改革派
的先朝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和吕公著，一时新法罢免殆尽。可是八年之后太后去世，
皇帝亲政，他赵煦又来一次翻案。他不仅重用改革派，并且夺司马光谥，又重修“神宗
实录”，以便支持新法，一时反改革派人物被称为“元祜党人”（元祜是哲宗于太后听
政时期的年号）。

公元１１００年赵煦去世时无子嗣，皇位由神宗第十一子接替，此人赵佶，即是后来
被金人俘虏死在五国城（在今日吉林东北）的宋徽宗。他早有“轻佻”之名，要不是朝
议和命运的错安排，他倒很可以以画家和文物收集家的身分在历史上留名，作皇帝确非
所长。他在位期间对新法也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他最初支持反改革派，司马光、文彦
博、吕公著等也都身后复官。可是仅一年余，前被放逐的章淳和蔡京又被召回京师居要
职。他们也可算得寺臣兼改革派。章淳曾任王安石的助手，蔡京则以修史在御前被器
重。这时候徽宗赵佶也说“朕欲上述父兄之志”。于是朝中权要以“绍述”的名义，恢
复了二十五年前王安石所行新法，如方田、如榷茶等等。并且又怂恿徽宗将司马光以下
一百二十人列为“元祜奸党”，以后更扩大其名单为３０９人，镌石于全国州县，以便
分辨“忠邪”，皇室不能与他们通婚姻，他们的子孙也不许来开封。王安石则配享孔
庙，成为孔孟之外的第三个圣人。

于是“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过河”。这还不算，即偏安江左，南宋人仍没有放弃
由于王安石新法所引起的争执。最近何湘妃发表的一篇文章，即指出宋高宗赵构朝又在
修改“神宗实录”和“哲宗实录”，也还是向王安石重新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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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王安石变法

今日九百年后我们从长时间远距离的姿态读历史，已无从确定以上各人的忠邪，同时
也无此必要。如章淳和蔡京确系能干，而前者跋扈，后者谀幸，但是“宋史”把他们两
人一体列入“奸臣传”里，又未免太简化历史，并且苏洵斥王安石等“囚首丧面”以论
诗书，宣仁圣烈高后在《续资治通鉴》里被赞扬为“女中尧舜”，也都是一面之辞，只
能融合中国传统以粗浅的道德观念批评历史人物的办法，这中间只有至善及极恶。我们
如被这些观念蒙蔽就容易忽视我们自身读史之目的之所在。

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
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
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
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
则，只是执行于十一世纪的北宋，则不合实际。

和这问题有密切关系而待澄清的，则是有些历史家把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君主专制，解
释成为一个“封建社会”，极不合理，与宋朝的情形尤其是文不对题。封建着重地方分
权。皇室只责成诸侯对中央有一定的贡献，其采邑内部的处理，由他们自行裁夺，中国
的传统则是皇帝派遣官僚到各处向全民抽税，我们称之为“官僚主义”，这是一种中央
集权的特殊办法，迄今还没有一部专书，缕列其中各种特征。

我个人长期研究其财政与税收的情形，则发觉这种体系，包括过广，下面的单位过于
琐碎，在传统的交通通信条件之下，官方无法确悉每一纳税人的资产，尤其无法追究其
转买顶当。至于抽累进税，更是技术上为难的问题。于是只在鼓励小自耕农各安本业，
又竭力防制兼并，更以极低的税率，扁平的向全国征收。而且小民收入浅薄，也不能供
应法庭审判的费用，于是民法长期间没有进展，政府则提倡各人自我约束和对人谦让。
在行政方面说也就是不注意真切，不讲究效率。好在这些个人的美德，出自儒家经典，
也为官僚集团成员所诵悉，因此以道德代替法律，也有长时间历史的根据。纵算理想与
事实不符，只要全体官员将这些原则当作口头禅，着重其内部之淳朴雷同，也仍可以保
存这官僚集团的完整。

可是北宋开国以来，其朝代本身的特征，已经和上述的情况发生距离。第一，赵宋王
朝之为一个朝代国家，在中国历史时最富于竞争性，因此其行政效率非常重要。第二，
其收入以银绢和缗钱作基础，也就是其经理倚赖于民间经济比较前进而灵活的部门，而
把人力及食粮当作次要。第三，其税收底账根据五代十国间的数目字，比一般的将税率
提高，同时政府大规模开矿铸钱，更使其数目字无法固定，也违反上述简单均一的原
则。

综合过些条件，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在公元十一世纪已经在某些方面感受需要现代化的
压力。前面已经说过，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军用雨衣和账篷已经有“好几万段”在库房里
霉烂。《宋史》食货志又提出神宗赵顼时内殿库房所积绢三十二库都已积满，更再积羡
赢为二十库。如此庞大的物资，实在有以用商业方式管理处置之必要。最低限度也要让
它和民间的市场交流。而民间商业的组织也可以藉此发展成熟，因之能对政府的财政经
理和军需工业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西欧各国和日本的现代化，也都经过如此的阶
段。那么王安石岂不是独具只眼，可以把中国历史一口气提前一千年，为甚么他事实上
会遇到这么多的阻折？

在答复这问题之前，我们先要知道所谓现代化，以商业的方式管理，或者说是推行金
融经济，在数目字上管理，都先要具备若干基本条件。简言之，则是先要承认私人财产
权之坚定性，如此其下层机构内才有能确切加减乘除的公数。这说来容易，可是实行起
来等于推行一种新的宗教思想，因为所牵涉的不仅是千万人的生活，而是他们生活的宗
旨。以西欧言，则经过宗教革命、政教分离才能达到目的。次之私人财产之享用转让，
也要脱离专制皇权和宗法社会的限制与垄断，不仅司法要独立，而且民法也要彻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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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七章王安石变法

开，诸凡婚姻、遗传、负债、签定合同的信用宣告破产的程序都要有合理的处置，不仅
法律条文具在，而且与民间生活习惯也不发生轩轾。北宋期间中书管民，枢密管兵，三
司主财，所有重要的数字已经不能对照，而下面则是亿万不识字的农民，社会上又普遍
缺乏中层机构，所以我们也用不着追问他荆国公王安石介甫是否贞忠谋国，已先可断言
他的筹划不合实际了。

仔细参考《宋史》里的叙述，我们也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方田法”以
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即在畿国的开封府，
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着手。“免役
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向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
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
业务，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
麻则脂麻贵”，为神宗亲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一千四百万作本钱，等于农村贷
款，春散秋敛，收息二分。但是无银行主持，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利义务。有些县官
就将整数交给若干农民，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保证，秋后一体带利归
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份被指摘并未贷款而向农民一体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
泛的利用金钱的趋势，但是以集体负责的方式主持，实际上也是和前述各法作对。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再索问：新法既然如此缺乏成效，为什么王安石这一“问题”会
在三个皇帝两个太皇太后之间酝酿得这么久？原始的资料不能供给解答。我们只能据理
猜想：当时人没有我们眼光之纵深，却也没有我们这种宿命论的看法，会认为当日新法
必不行。十一世纪环境的压力，已经逼着他们找出路。同时新法中有些项目，要是根据
各地特殊情形有选择的局部施行，也并不是完全虚枉。王安石的传记里说他在见神宗
前，曾为鄞县（宁波）县令，就曾试得过青苗钱，最低限度在短期间内确有效果。如此
可能引起热心的皇帝相信反改革派必是有意从中作梗。并且每次朝廷改变宗旨，也确是
权臣扩张势力扶植私人的机会。可是我们仍不当忘记，在中国官僚主义的体系内，政府
局部的经商，通常没有好结果的。王莽、桑弘羊、韦坚和刘晏已是一串好例子。在思想
上和行动上两方面的距离都相去过远。

王安石新法失败的后果，超过过去一般读者之所想像。三百年后明太祖朱元璋放弃第
二帝国开放性的财政设施，而采取一种保守性和收敛性的体制，与他个人对王安石的反
感有关。这种反感见诸文字。

涉猎于大历史，我们也觉得这王安石的故事深有耐人寻味之处：试想九百年之前，中
国即企图作现代性的改革，而当日欧洲，尚停滞于中世纪的黑洞内。这和本世纪两方的
悬殊相比，前后相差何远！然则在这关头我们要摆脱宿命论之看法的话，则更要认识地
缘政治之重要。中国的官僚主义，是亚洲大陆主体的产物。其政治体系既要管束亿万农
民，又要对付森林地带和草原地带的少数民族，就只能注重数量无法提高效率，不容易
改变而成为一种轻而驾巧带商业性的组织。要是王安石真能把中国历史提前九百年到一
千年的话，则我们这样一个大历史观念都不能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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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靖康耻


宋朝第八个皇帝徽宗赵佶于公元１１２５年金人进逼汴京之际仓皇传位于皇太子赵
桓，翌年改元靖康，徽宗南奔，赵桓成为历史上的钦宗。这位苦命的皇帝，做皇帝只一
年多，被金人掳去，终身监禁达三十年之久。

其实徽宗也未漏网。１１２６年，也是靖康元年，钦宗搜括开封市内的金银贡献于金
军，承认割让北方太原等三镇，敌方后撤，京师解严，太上皇徽宗为群臣谏劝表示团结
一致的局面下回汴京开封。不料朝庭尚在和战未决间金人卷土重来，这次他们不再与赵
宋交涉，竟掳获当今皇上、太上皇、后妃、皇子、公主等三千多人北去，虽然这事发生
于１１２７年初，通常历史家公认北宋亡于１１２６年。此后徽钦二宗先后死于五国城
（今日中国之东北角）已不在话下。

只有在这纷乱期间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能够举兵脱逃，在南京称帝，是为南宋
的高宗。他即位未久也被金人追逐于江浙沿海一带，有一个时期亡命于海舟之上。后来
总算定都（只称“行在”）于临安（杭州）。又直到１１４１年秦桧的和议成功，赵构
向金主称臣，每纳岁币银绢各二十万，又认定淮河为界，南宋的局面才算比较安全，如
此保持半壁江山至１２７９年亡于忽必烈之元，先后延宋祚又１５３年。

靖康这悲剧性的年号千古普遍的流传，大概是由于岳飞所填词《满江红》有“靖康
耻，犹未雪”字句之故。既称之为“耻”，则是不应当发生的事迹，竟让之发生。１１２６年
斡离不进军开封之际，兵力不过六万，北宋各方召集勤王之师，号称二十余万。
只是和战之计仓皇未决，以致人心瓦解。当时如果持以恒静，何至如此凌受羞辱？这样
子的分析与辩驳，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先后为之。并且追究责任，既有靖康不可收拾局
面则徽宗之任用蔡京，因蔡京更可以追究到神宗之任用王安石。

历史家铺陈往事，其主要的任务是检讨已经发生的事情之前因后果，不能过度着重并
未发生的事情，如遇不同的机缘也可能发生，并且可以产生理想上的衍变（除非这样的
揣测提出侧面的及反面的因素，可以补正面观察之不足）。并且金人入主中原，“废”
北宋皇帝为“庶人”，至今已八百多年。今日我们亟要找得众所公认的原因，专门相信
当时人个别追究责任维持己见的说法，很难与今日的理解符合。

从这种立场，我们可以看清：赵宋王朝３１９年与边区少数民族所树政权的周旋，经
常站在被动地位，因其不能战，也难能邀得对方的同意言和。太宗攻辽既已三度失败
（详“澶渊之盟”），１０４１年契丹又准备南犯，富弼的交涉，总算不辱使命，但是
还是以增岁币了事，到头仍是军事力量不够。北宋不仅对契丹之辽及女真之金如此，他
们对以西羌为主体组成的夏国也不能采取主动。其军事行动，经常旷日废功，败兵折
将。神宗朝的战事，连亘１４年，竟留下一段“官军、羯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的纪
录，赵顼一闻前线受挫折的战报终夜绕榻而旋，其衷心痛苦可知。议和时宋朝仍承认岁
“赐”银绮绢茶。

南宋的军事与外交，也无起色。“靖康耻”之后，岳飞父子即成为１１４１年和议时
的牺牲品。只有１１６５年宋金又交兵，胜负未决之际和议成功，金人让宋君称皇帝，
称金主为“叔”，自称“侄”而不称臣，岁币也不称“贡”，且减十万，宋人以为这是
“正敌国礼”，如此收获已经值得骄傲。也只有在这战事期间，岳飞才复官改葬。可是
１２０７年韩佗胄北伐失败，金人要他的头颅，南宋朝廷也真剖棺割尸，将他的首级封
函畀金。同时岁币也增至六十万，而且还要予六十多年以前主和议的秦桧“复爵谥”。
又直到蒙古败金时才接受真德秀的建议绝金岁币，但是以后南宋之联蒙古伐金也和北宋
之联金伐辽如出一辙，其情形可以一言以蔽之，就是无法争取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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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靖康耻

这前后一连串的事实聚看起来，实在是违反情理。北宋的人口即是极粗率的估计也应
当在一亿以上（１０８８年有“丁”三千二百余万。１０７９年籍保甲及民兵７１８
万），而常备兵兵数在１１世纪中期之后，经常在百万以上。即南宋快要覆亡之前夕汪
立信陈贾似道三策，仍称江南之兵抽之过江“可得六十万矣”。契丹女真与蒙古，无此
庞大的人力。赵匡胤谓契丹精兵不过十万，靖康元年金军围汴京时，其人数也只六万。
据中外学者的研究，蒙古势力最高潮时，其人口亦不过一二百万之间，可能近于百万。
即算女真迁都开封其版籍达到最高点时曾称管辖人口达４５００万，按照两方控制的地
区，其人口仍应低于南宋，而且内中绝大多数仍为汉人。

如言文化程度及经济力量，少数民族不能与多数民族相提并论。１２世纪及１３世纪
中国将南方的水利丝茶瓷器漆器的生产发展到最高程度，开封与临安一般的生活程度较
之世界各处并无逊色，至今西方及日本之若干学者仍盛称宋朝之中国经过一段“文艺复
兴”与“商业革命”。虽然历史上的辽阳和北京，已于此时创建，因其非商业上的城
市，仍无法与南方之大都会比拟。即算南宋需经年向北提供岁币，其银绢五十万两匹之
数仍只占国家收入之一小部分（专家估计岁币达到一百五十万时仍只值南方政府收入之
２％）。并且两方的榷市时，虽然铜币流入北方，银两仍流入南方。即在战事失利时，
宋朝并无物资缺乏的征象。《宋史》“食货志”提及神宗用王安石变法期间各仓库实际
丰溢超过储藏的量限。哲宗时苏轼言：“元丰及内库财物山委，皆先帝多方蓄藏，以备
缓急。若积而不用，与东汉西园钱，唐之琼林大盈二库何异？”即在徽宗时，“蔡京
传”里仍抽出“时承平既久，帑庚盈溢，京倡为丰、亨、豫、大之说（金钱物资既已积
蓄丰富，则要经常流通，经济的幅度才能宽裕扩大，彼此有循环性）。所以他对徽宗
说：“今泉币所积赢五千万，和足以广乐、富足以备礼。”所以宋朝的富裕超过以前各
朝代。

宋朝的人口与物资，不能有效的动员，以致军事与外交，一蹶不振，成为历史上一大
悲剧，迄今尚缺乏一部综合性的著作，详细检讨其始末。大概西方的研究，分工过细，
忽视传统中国以“经济”为官僚主义管制的办法。包括国计民生之种种切切。传统中国
学人之治史，则先以道德观念阻塞技术上的检讨。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宽，即以《宋史》
“食货志”及“兵志”参考对照，也可以产生一种概念，知道现代金融经济，需要详确
的法制维持，先要确定政府征兵抽税的权责之界限，才能保障私人财产之不可侵犯，然
后国民经济，足以构成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交通通信保险及雇用律师等等也能作侧面
的监视。征之西方现代国家之经验，如此政府大规模的举措，才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
第三线的支持，成为一种健全的机构。宋朝最前进的部门如货币及物资之流通，已有此
需要。但是其落后的部门，如以小自耕农作生产的基础，衙前及胥吏的知识与能力，游
民及失业者之维持，又谈不上追求这样的效率。如此上端的人力资财愈积愈大，中层的
服务愈为松懈空洞，终演成一个数目字上的膨胀，其症结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传统
儒家与法家的争执不能暴露此问题之真象，其情节特殊，也是中外历史所仅见。

传统的官僚主义，真理既由上至下，皇帝的命令既为“圣旨”，则实际上征兵抽税的
权力毫无限制。《宋史》“食货志”里说及“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钱倍于绢；以
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就表现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税收权力无
限制，其成算纯靠上端向下端加压力。政府经商，财政部门的商业化，更无从合法合
理。“食货志”又云：“自熙宁以来（神宗用王安石的时代），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
仓、博籴、结籴，表籴、兑籴、寄籴、劝籴、均籴等名。”如此其立法也缺乏系统，全
根据一时一地的需要，甚至其立法权尚可以落入地方官及军人掌握之中，宋朝开国时用
募兵制，但是至神宗行保甲，征弓箭手（当日“弓箭社”是华北民间自卫的组织），责
义勇上番，已兼用征兵。“兵志”里也说及甚至神宗赵顼自己就觉得不妥。他曾提出府
兵应与租庸调“相须”。亦即是要征兵，则要坚持小自耕农的经济体制，计户口抽税，
以低税率实物征取（这也是当初辽及金的原则）。所以司马光就说：“今既赋敛农民粟
帛以给正军，又借其身以为军，是一家而给二家之事也”，也是同一论调。以后迫于需
要，只好重复并用。连皇帝也妥协的说出：“须豫立定条法，不要宣布，以渐推行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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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靖康耻

也。”这也是兵员与税额即民间义务由上级提示增加，其下层组织，更缺乏条理的明
证。

官僚主义的办法，既无客观的条件考成，只有向下级一体追究责任，于是强迫臣僚谎
报掩饰。一般情形向军政机构报兵少，以减轻责任，向财政机构报兵多，以争取粮饷，
校阅时则请人替代。至此“西路既已冒受厚赏，于是东路宪司前后论列，诞谩滋甚”。
甚至“兵数十万者，虚数也”。“食货志”里就提出早在神宗之前，谏官范镇已上疏，
揭露“今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宋朝的冗官尚可以一眼看出
出，如“留后观察下及遥郡刺史多至数千员”，显然的没有这样多的官位，容纳如许的
人员。但是军队的“冗兵”，就不容易查察。加以募闾里恶少为奇兵，正军反担任后勤
的工作，更无法追究。“靖康耻”之前夕，山东的臣僚指出梁扬祖在山东所报民兵“所
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童贯手下的“河北将兵，十无一二，往往多招阙
额，以其封桩（预算下的节省）为上供之用。”如是北宋时造成一种离奇的现象；各府
库所蓄皆为“聚敛”，民间反有“钱荒”。政府铸钱造币原为信用的筹码，其税收既无
限制，行政效率又专恃政治压力，则整个的违反了金融经济的原则，只逼着自己的信用
筹码，回到自己的府库，既通货膨胀又通货紧缩。全汉升研究北宋汴京的商业，一般进
多出少，其收支不平衡，就靠官员的放债收租以及政府的随从如生员术士游客的生活费
抵偿，严格说来，也是用税收支持一个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在物价高涨的情形下，对全
般的经济害多利少。

因之军队的兵员素质、士气及战斗力都只有每下愈况。宋太祖曾以“样兵”作标准，
责成各镇供给中央的禁军，后来代以木棍。至１０３５年发饷还以兵士的身材分等级。
以后就缺乏这样的选择性，以难民为兵，以囚徒为兵，在兵士的面上黥字臂上刺字以防
止逃亡的事情都已发生。其人员的素质既如是，器械也是滥竽充数。１０７３年神宗设
军器监，原望提高并标准化兵器质量。其所制“神臂弓”，实为强弩，以两种木材并合
制成，絮弦也用丝麻兼用，据说对付骑兵有实效。但是各方请样件，军器监就说运输不
便只以样图交付算数。

我们不能说宋朝的军威不振全是官僚主义作祟，如宋都汴京，对山西的山地没有有效
的控制，北方的防御失去地利之效。辽以两元统制，金以猛安及谋克户（女真人之地方
首长）与汉人杂居，兼有游牧民族及农业生产之长，都是以前匈奴突厥之所无。《辽
史》“食货志”称“马羊不许入宋”，虽不能完全禁止，但是张择端所作的《清明上河
图》即画出汴京的大车以水牛骈拉。显然的宋军马匹之供用，已受限制。并且赵宋强迫
作战区域的人民南迁，放弃的地带则为“禁地”，南方的税收也高，在靖康之前，已有
方腊宋江的反叛。然则综合各种因素，我们仍认为政府组织与作风最妨碍军事机构发生
力量。反到北宋南宋之交，情况混乱，各处盗贼与独立自主的军队不可区分，倒出现了
能战的将领如岳飞及韩世忠。他们不受官僚主义的羁绊，以战养战，才彻底发生力量。
也因为如此他们终为秦桧所不能容。

这种官僚主义为一种历史的产生，简单说来，也是一种以小自耕农为主体的政治组
织，缺乏适应性去掌握一种多元的而经常成长改变的城市经济。不仅赵宋如是，以后契
丹与女真也蹈此覆辙。陈述研究前者，盛称辽之“封建因素成长”。陶晋生研究后者，
则称金南进之后女真民族腐化其衰弱的情形与北宋相似。其实再会得之间最显明的趋势
则是一种极单简的中央极权体制无法支配一个逐渐带近代型的经济。怪不得《辽史》食
货志说及“及至末年经费浩穰，鼓铸如旧，国用不及”。而金的纪录更低一筹。彭信威
的研究，其通货膨胀达６０００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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